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
“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但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即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
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
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着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百家争鸣在秦之后不再出现的原因：大一统，汉朝独尊儒术，隋唐的科举（考的主要是儒家的东西）。在元朝的时候，也独尊儒术，但不彻底，出现了先秦的味道，所以元朝统治97年，却有很大的文化科技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