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孟子的王道理想中，仁政说无疑是其整个政治关怀的基本内涵。对他而言，但凡王道理想的落实，则必须在国君行仁政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简言之，只有仁政的实施，王道理想才有可能，所以，论及王道理想何以可能就是探讨仁政怎样被践履。
本文摘自张美宏：《孟子王道理想的心性向度》
王道理想就其所指摄的具体内容言，孟子有过比较谨严的界定。在对答梁惠王问利国时，孟子把王道理想简单概括为：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以上孟子对于王道理想从内容上描述得可谓至详至尽，但是，无论在内容上如何完备，它也只能给人提供一个比较具体的理想蓝图，而无法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王道理想从践履形式上给以充分的说明。为此，孟子首先对王道理想从“道”的高度给以厘清，“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孟子在这里强调的不是何为“规矩”，何为“圣人”；而是强调“规矩”何以为“规矩”，“圣人”何以为“圣人”；换句话说，“法尧舜”并不是在具体内容上取法尧舜之所作所为，而是从形式上领会尧舜之“所以作”、“所以为”，于是，“法尧舜”就是人人都应当像尧舜那样各尽其道。毫无疑问，王道理想就其内容而言是非常具体的，就其形式而论则比较晦深，二者在政治生活中意义迥异：前者最多能够为国君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提供外在的“为政”尺度，而后者则与王道思想的践履主体（国君）的自觉意识息息相关，它直接关涉王道理想的现实化。
至于践履主体的自觉意识从何而来，也就是说，践履意识在缘起上如何可能，孟子诉诸基于人内心的一种先验能力，即“不忍人之心”。关于“不忍人之心”，孟子描述为：“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显然，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立足当下、随感而应的纯粹的道德意识。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它为人所普遍具有；而且它为人生来所固有，通常表现为“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所以它又具有先验性特征。另外，作为道德意识它之所以是纯粹的，因为其在发端之处已经摆脱了三重经验的不纯粹的机缘，即“内交于孺子之父母”、“誉于乡党朋友”、“恶其声”。这样，“不忍人之心”在发端上只能出自道德意识中的“应当”，这种“应当”是主体在无任何功利前提下通过道德自觉来尽守的。
在此基础之上，《孟子·公孙丑上》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在孟子政治哲学体系中，这段话不仅凸显了他对仁政说从形式上所做的表征，而且还折射了孟子对王道理想从落实方式上的预示。正是从“心”开始孟子确立了他仁政说的理论基点，因为在“心”之中承载着仁义礼智之端绪，而这“四端”则是人内在的道德意识的萌发，故而以仁之端绪求仁政，推而广之，以仁义礼智之端绪求王道，则易如反掌。为此目的，孟子提出要存人之“本心”，以期充分发挥“心”所具有的这一积极意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反求诸己”要求人正视“我”之本有和“我”之自足，具体则反映在“本心”的自足方面，为此，孟子就“心”之职任特此做了系统的澄清：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显然，孟子赋予“心”以“思”的能力，“心”与耳目感官相对而言，“心”能够切己进行纯粹的是非判断；而耳目则只能在感官经验上做出一些肤浅的甄别，不具有“思”的功能，因此，它最容易受功利所指使，从而使人陷入物欲的泥潭。只有“先立乎其大者”，充分发挥“心”所具有的“思”的能力，才能够使人在面对耳目之欲时仍能直贯“本心”，左右逢源，坚毅地担当自我使命，成就“大人”德性，躬行“大人”“平治天下”之职责。“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心之官”与“耳目之官”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要充分发挥“心”的作用，则必减少外在的耳目之欲。
总之，王道之于“心”，意味着在“反求诸己”而得其“放心”的自足境地下，国君要在“为政”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国人在日用间要长久地存养此“心”，从而形成持之以恒的操守，使“心”恒归于其仁之本，即“恒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梁惠王上》）。“正经界”旨在于“使民有恒产”，因为“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样，仁政的内容（正经界）最终归结在仁政的形式（“恒心”）之内，“心”成为关乎王道理想落实的宰制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