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我的生命需要舞蹈 我从没有离开舞蹈

正值《云南映象》创作十周年，杨丽萍将于9月21日再次带领舞剧《孔雀》来到北京，在保利剧院连续演出10场。日前，杨丽萍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舞蹈是无所不在的，不光是在舞台上，也在日常的生活中。舞剧《孔雀》讲的是春夏秋冬，生老病死，生命的历程，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面对衰老，从头再来。生命需要舞蹈，我的生命需要舞蹈这种方式，我的生命从来没有离开过舞蹈。”

离不开的舞蹈：我觉得生命走到一定的时候就一定要离开了，收了以后我会专注地做作品了。艺术最重要的是作品，如果一个人跳得很好，这个作品留不下来，这不是好的艺术家。

北青报：舞蹈对于您来讲意味着什么？

杨丽萍：舞蹈是无所不在的，不光是在舞台上，也在日常生活中。生命需要舞蹈，我的生命需要舞蹈这种方式进行表达。我的生命从来没有离开过舞蹈，从我记事以来，就用舞蹈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式，跟动物、聋哑人，甚至是三岁小孩进行交流。舞蹈对我的生活影响非常大，是我能够生存下来的基础，它不单是精神上的东西，而是存在于我的衣食住行，就是我的生物链，每时每刻都需要它。

北青报：您的家人，比如您的妈妈理解您跳的舞蹈吗？

杨丽萍：我觉得我的舞蹈跟人没有隔阂，有三岁小孩看完我的舞蹈会跑到我的面前告诉我他的感受。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她虽然是白族人，一个字不识，也没上过学，但我觉得她懂得自然生命的法则，这些道理她很清楚，就好像太阳给你温暖，给你光亮，温暖是实际中的需要，光是精神上的需求。

北青报：有人说，《孔雀》是您的“收官之作”，您对“收官”这个词怎么看，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在舞台上跳舞了？

杨丽萍：我觉得这是他们拿来做的噱头，是卖点。当然，我是非常真诚地觉得生命走到一定的时候就一定要离开了，不收也得收嘛，但不是这个点戛然而收，不是那么机械的，肯定是慢慢要收的。收了以后我有很多作品要做，我就会专注地做作品了，皮娜·鲍什的作品也好，玛莎·格莱姆的作品也好，她们都是靠舞蹈作品说话的。像玛莎·格莱姆，她曾经老觉得她的作品别人胜任不了，72岁还要上台，在台上已经是那样子了，动不了啦，她抱病之后舞团就解散了。可过了三年以后，年轻人来演绎她的作品表现得更好。艺术到了一定时候，我相信最重要的是作品，如果一个人跳得很好，这个作品留不下来，这不是好的艺术家。

放不下的原生态：10年前我们去虾嘎的村寨，那里还有蘑菇房，还有放的牛，你现在去，他们家都贴了瓷砖，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少数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步伐。文明和文化改变了他们生活的形态，那些舞蹈就不需要了。在我们的舞台上，在我们的传习馆里面还有一点点能够保存下来。

北青报：10年前，您创作了《云南映象》，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名词叫“原生态”，您怎么理解“原生态”这个概念？

杨丽萍：原生态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态度，像《云南映象》这种文化舞蹈、民间舞蹈，是最原本的人们对自然的表达，而不是简单地把舞蹈原始搬上舞台。原生态是一种概念，是我们回归最原始的状态。比如我们吃东西，不要由化肥催起来的，要吃最原本的。我们对人生的态度也是最原本的。文化也是这样。一般人认为我们只是把原始的东西搬到舞台上像不像，离开村子就不是原生态了，这是不对的。

北青报：您觉得《云南映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杨丽萍：《云南映象》是非常土风的舞蹈，很质朴，来自田间、村寨，表演者又是那些村寨里的族人。为什么《云南映象》到了高雅的剧场里连演了10年，还能获得观众那种喜爱度？其实这种舞蹈不是我个人单纯能够体现得了的，它是一个祖祖辈辈的云南人的舞蹈，是少数民族人对大地、对自然、对生命的一种感悟，他们用精神的东西创造的舞蹈，代表着一种情感，代表人的生命。这种舞蹈跟人没有隔阂，我们《云南映象》这么土风的舞蹈，经久不衰，再文明的城市都会有票房，到国外也是，实际上是它体现了文化的属性。

北青报：您做了这么多原生态的作品，到处去采风，去发掘，您不觉得累吗？

杨丽萍：不觉得，因为你愿意做这些事，因为你眼见得它一天天在消失。10年前我们去虾嘎的村寨，那里还有蘑菇房，还有放的牛，你现在去，他们家都贴了瓷砖，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少数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步伐，因为他们的生活形态都变了。他们也要物质的文明，他们原来不可能看到春晚，没有电视，都是煤油灯，现在他们家家都是电灯和电视，过去都是走8个小时山路才走到他们的村口，而现在是坐车就能到，公路修到村口，文明和文化改变了他们生活的形态，那些舞蹈就不需要了。过去他们为了驱魔跳的面具舞，现在都不祭祀了，他们就不需要了。在我们的舞台上，在我们的传习馆里面还有一点点能够保存下来。

北青报：从10年前的《云南映象》，到《藏谜》和《云南的响声》，再到现在的《孔雀》，您怎么看待您创作这几部舞蹈作品走过的10年历程？

杨丽萍：艺术家有很多作品，有很多情怀。我原来的情怀是在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民族民间的这种遗留下来的舞蹈挖掘上。在那个时间是需要挖掘和整理的，需要推广，需要把它保持住，需要告诉人们什么是我们民族舞蹈的原本风貌和它的质感。那时候我就到处采风，到处去收集，连续做了三个作品《云南映象》、《藏谜》、《云南的响声》。而现在这个阶段，我的舞蹈生涯已经走到了需要用一个作品来概括，不是讲我个人的，而是讲整个人类的。春夏秋冬给人类一种什么感悟？冬天生命到了尽头会感悟到什么？通过舞剧这种方式，借助一个像孔雀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生命的感悟，把这种情怀、感悟和积累体现出来。这个阶段的作品与《云南映象》是两回事，是创造性的，完全抛开了原本的曾经有的，这部舞剧也很特别，不是很传统，不像《天鹅湖》那样延续一个古老的王子与公主的简单爱情故事，我们用的是生命的主题，是一个现代人的寓言，现代人共同感知的东西。

绕不开的电视：春晚上的舞蹈有时就像团体操，比较表面的。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意境的表达，没有沉下来，没有与那里的泥土相联系，所以真正给人印象深刻的舞蹈不多，更多的是一种陪衬。

北青报：今年冯小刚导演有没有邀请您参加春节晚会？

杨丽萍：没有。我曾经上过7次春晚。其实对我来讲不管是在任何地方跳舞都一样，都是面对人，面对自然。每次上春晚导演找我的时候，我接了，是因为我当时有特别好的作品。跳舞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特别自然，是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不觉得有那么多的杂念，什么人的利益、荣誉等等有什么关系。真诚地去跳舞。而春晚过去的舞蹈有时就像团体操，比较表面的，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意境的表达，没有沉下来，没有与那里的泥土相联系，所以春晚真正给人印象深刻的舞蹈不多，更多的是一种陪衬。一些舞蹈编导很吝啬，只给舞蹈两三分钟，我很有信心是因为导演给我们较长的时间，去年的《雀之恋》导演给了我们5分钟的时间，《两棵树》也差不多5分钟。如果我们的电视导演也好，舞蹈编导也好，能够做到很认真，从镜头到内容知道观众的心里需要什么，就不会给人这样的印象。

北青报：作为评委您怎么看最近参加的《舞林争霸》？

杨丽萍：其实大家都不太了解，在舞蹈界，在没有《舞林争霸》的时候，人才是非常多的，一代代的技术都非常好，非常有创造力，非常有才华，但确实没有平台。舞蹈圈子里面特别热闹，每年都有各种舞蹈比赛、作品的交流，非常繁荣，但没有一个和大众结合交流的平台和环境，没有一个能让观众走进剧场感受艺术、感受文化和精神的环境。电视可能会是一个平台，但是它有弊病，确实太浅了，你让我这样一个舞者去学习芭蕾，学习跳探戈、伦巴，一次就鉴定我是不是一个好的舞者，这不现实的。当然，我的内心告诉我首先要鼓励，对后辈要善于挖掘他的天赋，鼓励他们。我的语言都比较温和，而不是去挑刺。

传下去的未来：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演员很优秀。也许他们开始是模仿你，到后来他就成长，寻找到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艺术风格。

北青报：您创作《孔雀》的时候想没想到会这样火爆？对《孔雀》的未来您有什么打算？

杨丽萍：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特别有诚意，特别尊重生命。人在思考什么？人为什么走过生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其实孔雀也是生命，一样的。用这个角度完完全全去体验去思考。这个舞蹈还没有公演，在排练的时候就已经卖出两个版本了，西双版纳买了一个，上海买了一个，辽宁芭蕾舞团还跟我们谈把它变成芭蕾舞版本。《孔雀》是一个国际化的，不号称民族舞，也是现代舞。明年和后年都是国际巡演。

北青报：那么在《孔雀》以后，您专注创作作品了，有没有担心未来的票房号召力受到影响？

杨丽萍：不会，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演员很优秀，像杨伍，在我身边已经8年。像小彩旗从4岁就上台，她也没进过什么学校，她的父母就把她扔到我们剧组里，我没有把她当做一个孩子，一个父母对孩子那样的感觉，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生命，她就像一棵树、一朵花。其实我们的父母大都是很偏激的，但在大自然里，比如企鹅，大企鹅孵蛋孵出小企鹅，小企鹅长大了和大企鹅没什么关系，它就是一个生殖繁衍的过程，这样的角度对待生命，正常和自然。小彩旗4岁上舞台，一直在演与她的年龄有关系的角色，开始她就是一个唱歌的小孩，到了现在她成了一个少女，在《孔雀》里演绎。像虾嘎，原来就是放牛娃，现在也成长了，而且在他的舞蹈里体现着才华。每个人在生命中没有别人可以代替。没有相同的，也许开始是模仿你，到后来他就成长，寻找到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艺术风格。（ 文/本报记者　伦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