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老指望政府是一种“奴才”心态

 

    张鸣：非常不好意思，刚才介绍我是人民大学的象征，这是不对的，因为我在人民大学是被领导讨厌的人，领导恨不得把我掐死。我也很惭愧，前面三位都是那么彬彬有礼，温润如玉，而我却是这么的粗糙。

 

    今天咱们是要谈的主题是“弘道和宏业”这两个题目我都不太熟悉，弘道也好宏业也好需要人来担当，而且我们是一个精英的会，我现在想大精英就是三种人。一种是企业家，一种是官员，一种是学者。但是现在角色有点混淆，为什么呢？企业家是挣钱的，但是我们的官员也好，学者也好，好象都是为了挣钱而存在的。尤其我们学者，有些学者很不容易，用出卖灵魂的钱，出卖灵魂的手段和方式挣了一些比街上的小姐出卖肉体稍微多一点零头的钱，但是有一点他们算是脱贫了。像我们教授跟施先生比起来算什么，但是在学校里面却是已经很神气。但是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不管谁挣的钱，你出卖灵魂挣的钱也好还是怎么挣的钱也好，每个人都不踏实，人都觉得没有保障，所以人们都往国外跑，所以精英出逃是这两年的主题。这种现象其实很多。我刚刚从积水潭医院过来，这个医院当时是一个王府，这个王府换了五代主人，他们都是过去的皇族，连自己的府邸都保不住，皇帝一不高兴，一发脾气，你连家都没有了，但是可悲的是什么呢？这个故事我们今天还在演，为什么精英出逃？挣点钱就想出去，企业家想出去，官员抢出去，学者也想出去，也有裸学者，就是不踏实。刚才白先生讲，好不容易意识到该为自己干点事了，挣钱，挣钱又不踏实。这种不踏实的感觉我们就一直这么下来了，在清朝是这样，我们今天可能还这样，不踏实。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是“后清”。

 

    怎么办？可能这三种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国家政府好一点，政府给我们提供点保障，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换皇帝了，每一届换皇帝的时候大家都很期待，下一届是不是好一点，换谁我们说了不算，这是换皇帝，不是换总统，换总统我们可以投票，换皇帝我们不能投票，但是不管下一任换谁，我们都希望能够好一点，每一届皇帝我们有有希望的寄托，其实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要跑，就是不靠谱。政治学告诉我们，国家是有独立意志的，政府更有独立意志，你们想赚钱，政府难道不想挣钱吗？我们曾经有过很一小段时间，企业家不是那么害怕，学者也不太害怕，大学生也不太害怕，五四的时候学生肆无忌惮的上街游行，记者肆无忌惮的上街骂政府，在街上有很多大兵有很多警察，但是他们不害怕，他们不担心他们向他们开枪，他们不是很害怕。企业家也不担心政府去绑他的票，他会担心黑道会绑他票，但是他不怕政府绑他票，政府不能一纸命令把我企业撤了，他有一段时间很踏实。事实上无论对哪一种精英而言最可怕的敌人是政府，只有政府能把你灭了，能把你连根铲除，让你名誉扫地，大家可以编一个办法，我精英上没有问题，我没有精英活动，但是可以编个名誉说你嫖娼，找个小姐来，马上可以把你干掉，这不是做不到的。很多人也已经做过了，没什么了不得。任何一个人最怕的是这个，但是我们又只能指望的是他。中国这么长的历史，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文明史5000年，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走出这个困境，我们总是担心我们哪一天你没有钱不怕，你没有钱租房子也可以，稍微有点钱你就想钱到底怎么办？我的东西是不是我的？我的房子是不是我的？我的太太是不是我的？不是很踏实，现在据说连老婆是不是自己的都不踏实了，她容易跟别人跑，如果她长得很漂亮的话，我们现在什么都可能失去，所以现在的精英需要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就是他要担当。

 

    你要担当，你要有担当你才可能不失去这些，你不要老指望政府，老指望政府是一种“奴才”心态，你跪下求他，求你饶了我，求你给我一口饭吃，求你让我保住我的家产，这都靠不住，你要自己做，你要有信心，我不怕你。所以现在实际上当年鲁迅说，“救救孩子。”现在我想是要救救精英，因为精英都没有担当，官员说只要有人混饭吃，就得混。但是企业家可以不可以有担当？学者可以不可以有担当？我觉得现在多不过，我对好多企业家不是太满意，跟江姐、吴若甫比太差了，为什么不想想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好的法律环境，政治环境，民国时候的企业家，他可以参加反独权的活动，但是现在我们企业家为什么失去了，好象能做的事就是慈善，给穷人一点钱，帮穷人养头猪，当然这样很好，但是能不能去做另外一些事情。学者更差，中国很长时间没有贵族了，从战国以后就没有贵族了，但是中国有士大夫，士大夫是中国的脊梁，是文化的承载者，虽然士大夫有很多败类，像魏忠贤此类，但是还有一些求法的，不怕死的。这才是文化的脊梁。但是我们现在的学者比较被敲掉的脊梁骨，有一个词说我们是“犬儒”，而我觉得我们还不是犬，是宠物犬，只会给人玩儿了，我希望至少我们的学者应该有担当，应该至少把你从宠物犬，变成搜救犬，能够救人的。也许这个社会还有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