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
“中国法学界的良心”
在江平的书里，有一章的题目是：大立法时代。
几十年来，他见证了中国的很多法治进程。
有人说江平近年来一直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他有着一系列与法律有关的头衔：中国政法大学前任校长、终身教授，七届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前任副会长……他不但参与了《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公司法》《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更重要的是，多年来他还不遗余力地为私权奔走呼喊，因此，江平也被称为是“中国法学界的良心”。
“严格说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实际上做了一件分内的事情，就是为私权而呼吁。我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就是因为在中国的私权保护太薄弱了，或者说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面前，始终是处于弱势。”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后，在校任教的江平一力推动学校在国内率先开设了《罗马法》《西方民商法》这两门课，他负责撰写讲义并担任这两门课的主讲教师，使国内的学生们首度了解了私法、私权概念的源流与演变。江平说，在当时还有些谈“西”色变的环境里，开设这两门课是很不容易的。
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正式施行。多年后有媒体这样评价：“从《民法通则》诞生开始，我国进入了权利的时代。”而在《民法通则》的诞生过程中，江平作为四大顾问之一，以专家身份参与了立法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江平参与了我国多部法律的起草和制定，1988年，他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此期间他参加了《行政诉讼法》《公司法》的制定，并直接担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小组组长，以及《物权法》草案专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
因为对私权的关注，江平经常对一些公共法律事件发表看法，而最近两年，每逢讲到私权，江平总爱用“呐喊”两个字。江平认为，“呐喊”是在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去呼吁的一种声音，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呐喊，提高公众的私权保护意识。
“我以前经常爱说一句话，中国的法治是进两步、退一步，今天我仍然不改变这个观点。因为从私权的保护角度来看，中国的私权保障比过去是大大进步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通过了《物权法》这样的洗礼，人们对于私权保护的权利意识大大提高。成都自焚的案件也好，别的案件也好，已经表明了人们私权的觉醒，再加上我们律师在里面的作用，这种平民觉醒的意识那是非常厉害的。”江平在自传中如此说道。
承受人间极痛的22年
江平对法律的全力关注与投入，并不只因为其法学专业的出身，更因为他曾目睹过法治失范时期的混乱。
1951年，燕京大学学生江平成为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之一，前往苏联学习法律。在当时，留苏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江平首先去的是列宁的母校喀山大学，那里的法律系第七教室还保留着列宁曾经坐过的座位。两年后，江平和他的同学们又集体转往莫斯科大学法律系。
江平在莫斯科大学各门功课都是全优，而且提前一年毕业。1956年，早已归心似箭的江平回到祖国，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江平说，当他戴着“桂冠”去学校时，自以为步入了“天堂之门”，从此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没想到接踵而来的1957年，为他开启的却是另一扇门。
对于江平而言，195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之前，江平是个意气风发的新中国第一代留学生，而从1957起，他开始了22年的人生逆境。
在逆境中，他经历了人生三大打击：政治、情感和肉体。1957年，江平被打成“右派”，这被江平认为是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而被划为“右派”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他刚刚新婚一个月、感情甚笃的妻子出于政治考虑和组织压力向他提出离婚，这让他非常痛苦，“成灰，成灰，伤心往事莫追”，第一次婚姻带给江平的创痛，只能用这样的词句来表达。
遭遇双重打击的江平被派往西山劳动。一天，江平去铁轨边拿钢丝绳，不远处的火车突然间滑行下来，江平的一条腿就这样变成了伤残。
人生所能承受的最痛苦的打击在几年间起向江平袭来。那时的江平不再想自己曾经是留学国外的天之骄子，他只是不停地对自己说：“要坚强地活下去。”那时的江平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文革”结束后，1979年，江平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政法学院。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江平刚刚留学归来，二十几岁，意气风发；再次回来，江平已是个被坎坷岁月留下白发的中年男子。
永远的教授
江平一生有过很多重要的身份，但他在回望自己的众多角色时说：“如果有来生再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还要选择在大学当教授。”师者江平，一直在讲台上传递着法治天下的理想。
很多年后，江平依然在他教过的学生心中有着最深的印记。他的第一届学生杜新丽回忆：江平老师当年是民法教研室的主任，讲授“民法”，先生讲课时的情绪之饱满，思想之深邃，逻辑之清晰无人能比。先生不仅课讲得好，做人也好，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老师给我们上课，话筒有些问题，是江老师亲自来帮助拉线、调试，直到正常上课了他才离开。
1983年，在原北京政法学院基础上筹建的中国政法大学成立，江平担任副校长，后任校长。他的学生、知名法学专家贺卫方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江平做校长期间的中国政法大学，真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校园，来自域外的各种新学说在这里自由传播，学生与教师、年轻教师与资深教授之间可以坦诚直率地切磋和争论。
在政法大学，有一个场景成为江平一生中最感动的时刻，每每说起，江平矍铄的眼神里都会充满深情。那是江平62岁那年，那时他已不再是政法大学的校长了，有一次学校举行建校40周年庆祝大会，当主持人介绍参加会议的来宾，并念到江平的名字时，台下响起了震天的掌声。
2008年年底，江平因中风住院两个月，这之后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生活中的江平是个很可爱的老人，他喜欢古典音乐，做格律诗，出过一本诗集。他也是一个铁杆球迷，每逢有重要比赛，他总是半夜爬起来看球。但这次生病后，他称自己一切都以健康为主。“今后没有太大的目标，学术著作不再写了，设立奖学金的任务完成了，回忆录也写完了，今后没有什么太多目标了。我还没有退休，我是终身教授，要在能力范围内做好本职工作，带博士生。”但即便这样，大病初愈后，江平依然对公共法律事件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关注，因为他的中国梦，是实现法治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