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在西北大学的演讲：和那时青年一样 狂热参加文革

我就想尝试一种挑战性的东西

《人生》是我三十岁左右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了，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反映了我那时的精神的敏感。是不成熟的东西，但还能继续。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这是一部挑战性的作品。大学时，上课不正常，靠自己学，零零星星地学，那时是影印的教材，自己明白这些都是不值钱的东西，给老师留下了坏印象，经常不上课，只有一两个去上，那是出于礼貌，和老师关系好。我自己建立了严密的学习计划，学习靠自觉，这很重要。我认为人的觉悟期越早越好，当然有些人终生不悟，这是个别情况。那时侯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混，很容易，但我不愿意那样，自己对在就负责。学习计划很严密，自己学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些比较可靠，是些代表性作品，沿着这些，自己找书读，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我把时间分为正式时间和业余时间，这是我的正式时间。另一种在阅览室，买个饼子，不出来，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文革中有好多杂志都停刊了），几乎全部所有的文学杂志，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最大不满是中国文学，最大不好就是篇中人物，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这些和古代比起来，古代就不是这样。对十七年的文学也不满足，但我应该怎样，这时还没形成。“四人帮”打倒后，出现了许多轰动的作品，我还不满足，这些只不过把原来的人物倒个个儿（好人成为坏人，坏人成为好人）。从艺术上来说，很简单，离文学比较远，我就想尝试一种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三岁小孩都知道你是坏人，刘心武蒋子龙都逃不脱这种模式，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仅仅是内容造成的轰动。我有勇气，有信心来挑战，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人生》的思想背景和动机。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最起码对中篇来说，我会提供新的东西。写作处于封闭、狂热的状态，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写成的，工、共21天，身体好，大小便不行，鼻子、嘴溃烂，写作是一种熬煎。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往里看我干什么？认为我是神经病，就给县上领导反映，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写东西，不让打扰。那是全身心的投入，睡觉时睡不着，工作十八九个小时，背着手稿走了一圈。《人生》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结果引起了争议，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人生》写完后，导致了我的灾难性生活，因为这打乱了生活，来人，电话，电报，各种各样都来，十分烦乱。不同剧种，包括电影电视，都来人，要求改编。有时候一封电报半夜打来，以为是家里人死了。原来是一个导演，简直气得你没办法。我很痛苦，我不是圣人，这样，过着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当然，我努力工作，就希望得到回报，我不拒绝红地毯、鲜花、荣誉，但长期陷于此，我就很寂寞，人的劳动就想取得成果。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不在结果。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不愿受这种热闹的生活。我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一遭到困难时，回到陕北的沙漠中。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感到博大，思想延伸很远，　　　（有两字不清晰)抛弃，看清自己，做出判断，规划下一步怎么办。必须脱离这种生活，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能混着活下去。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记起要做一件大事，而做这件大事时，必须在四十岁以前，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但具备一定条件后，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许下个愿、诺言，或者吹过一个牛皮，于是作为严肃的问题提到面前，开始就考虑困难很大。《人生》才十三万字，而这是多卷的大规模的东西，能驾驭得了吗？

这一部有两个困难。首先是漫长的过程，这一般很长时间，将要在文坛上消失，这样的牺牲，如果有成绩，是安慰，如果失败，就完了，葬送了自己。这种决定是人生的赌博（这个词恐怕用的不恰当），把青春押在赌注上，这意味着把最好的年华投入到不可知的环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