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在西北大学的演讲：和那时青年一样 狂热参加文革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

今天没有什么准备，到了年底，一切都很乱。过去我在这里讲过好多次，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希望大家提出一些问题，这样有针对性，要是乱说一通，大家会不满意的。

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小时候，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不要惹事。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里，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情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新鞋，穿起来特别艰难，底层都穿破了。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父亲只揣两毛钱，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穿着破烂的衣服。父亲掏一毛钱买一碗油茶给我喝，还找五分钱。三十年来再没有在这个城里作停留，再也不想停留，不走那条石板街，赶到延川县伯父家。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我很伤心。小学念完后，就上中学。伯父不让上，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

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帐就行了。而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当时社会十分混乱，中学要到县城读书，带着家里的粮食，换成粮票吃。不让我念书，心里很难受，这些在小说里有体现，通过不同人物来体现。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我参加了考试，县立中学，一两千考生，竞争激烈，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但随着通知书的到来，意味着我从此失学。我心不甘，既然考上了，就要上。就和家里对抗，这是我一次最重大的选择。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和他并肩作战。我无动于衷，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跑到县城，找到同学，都是些小朋友，有些江湖义气。他们帮助我，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开学已经半个月了。当时规定，十天未到，学校就不让上学。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那时候我就会走后门了），说情，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做工作，这才让上了中学，很困难。这在我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有所表现。家里不承认我的行为，说我是非法的。既然上了学，勉强承认了。每月只给25斤粮食，这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在中学，这些粮不够吃，学习完后，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和那时的青年一样 狂热地参加了文革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参加了文革，和那时青年一样，狂热，一样盲目，思想的、精神的、行为的，各种考验折磨都经受过。回到农村，在小学教书，有过许多梦想和爱好，没想到会当作家。那时梦想当国际刑警侦探，在飞机、火车上和坏人作战，作后把手铐戴在坏人手腕上。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给X部门提供一种意见。总之，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后来，喜爱看书，看书是一贯的，范围广，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接触了一些文学著作，感到在这方面有才能，试着写一些东西，自尊心建立起来，也划一些诗歌。生活安排比较经常，规定一年内读什么书，学外语——俄语，锻炼身体，主要受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影响，后来也荒唐地试过一次，在大风大雨中跑到山上。在县城做过零星的工作，做过宣传工作，县剧团当过编剧，宣传过毛主席著作，这一时期干得很混乱。七三年推荐上了大学，是工农兵学员，那些大学都不要我，最后延大收留了我，学习三年，到《延河》编辑部，一直到八二年，专业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