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创作误区与文化心态

本文选自《社科纵横》2005年6期

2010年之前，我主要研究西部文学，发表60多篇评论，以报纸专栏为主，学术杂志的论文也有近20篇。现在清点下来，还是有那么近10篇文章，仍不算过时。比如关于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董立勃、张贤亮、雷达、马步升等的几个长文（还有余华、浩然的那几篇，也是比较满意的）。大家可到网易我的博客或新浪博客的最早页面，看到这些文字。

这些文字的发表，也引起了较大反响，转载、复印、引用的，比较多，也入选了一些权威选本。当然，恶骂的也有，主要是针对路遥那篇，很多路遥的热爱者，污言恶语，不过，我也习惯了。

2010年之后，我的研究兴趣开始了转移，上移到现代，斜插入哲学、书法。目前主要研究三个人：鲁迅、张爱玲、庄子，并在大学里开设了相关课程。也以随笔，或论文的方式，撰写（发表）了近10篇文章。不过，旧情未忘，也还不时地写一些关于西部文学的文章。可能这将是一个常态。

我经常说，要回到元典，回到经典，终于言而行了。

路遥是一个有极强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有一种现实的诗性意味和积极的道德力量。他的写作精神气质与俄苏文学接近，俄苏文学精神里的人道情怀、苦难意识、底层关怀、人民立场及诗性气质，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和写作实践。与此相关，他的小说也就有两大主题：苦难体验、道德善良。而他在写作中表现出的那种拼命精神，也是让许多人感佩，大家读他的长篇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可能对此会有深刻的体悟。

我们阅读他的早期作品，如写于1979年的《青松与小红花》等短篇小说，其艺术水平是比较有限的，写作思路仍然有着浓重的意识形态痕迹。写于1978年，修改于1980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曾经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但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构思导致的肤浅苍白依然可见。而到1982年他的《人生》完成发表，我们不能不惊叹于他的进步之快，短短几年时间，他竟然跃过好多个台阶，已经挤身到全国优秀作家行列（陕西作家这种对自我的超越，在全国都是罕见的，比如陈忠实、贾平凹都是如此，他们的起步都不是很高，但最后到达的高度在当代国内文坛是很少有人企及的）。至于创作于1982—1988的《平凡的世界》这部长达上百万字的小说，更是路遥用生命换来的结果，也是他全部才情和理念的集中呈现。

路遥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创作时间里完成了对自己的飞跃，也结束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他用自己一生的代价给我们留下了五卷文集。但也由于他的对创作的过分执着，或者说还有一些功利心理，过早的耗损了自己43岁的血肉之趣，也给文坛留下很多值得深思和研究的东西。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他的《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小说基本上是一部成功之作，他对孙少平、孙少安这些青年农民的描写，是非常打动人心的。在阅读过程中，我好像忘了我在干什么，忽大笑，笑着笑着，就又哭了，眼泪涌上眼眶。要知道，我读小说还很少被如此打动过。当然，一个原因是路遥写的是我熟悉的生活，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写得太好了。他虽然写的是庸常的生活，但这是伟大的庸常。我为路遥鞠躬，你写活了我们的父老乡亲。《平凡的世界》也可以说是最早写农民工的成功小说，最早写乡镇企业家的小说。

不过，严格要求起来，这部小说问题也很不少，而且集中暴露了路遥小说的整体缺陷与隐秘心理。我这里主要想说一下这些“缺陷”，即创作误区，并探讨误区后面作者的创作文化心态。因为这些存在的问题，不仅是路遥的，也是我们很多当代作家都普遍存在的。

描写官场失真 源自精神阳痿

描写官场，尤其上层官场的失真，是这部小说最明显的败笔，严重地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也降低了这部小说的品位和整体艺术水平。当然，官场不是不可以写，关键是如何写。《官场现形记》是一种写法，《红楼梦》是一种写法，当然，还有很多写法，但使用完全的赞扬口吻去写，好像人一进官场，就多么干净，出污泥而不染，就很有问题。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作者并不熟悉官场生活，而偏要去描写，只好胡编。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小说还少吗？包括张贤亮的《龙种》，就是更为弱智的写法，小说里的领导干部似乎生活在真空中。二是我个人认为与作家的精神阳痿关系甚大，笔触一到领导干部，尤其省级干部，就手足无措了。这可能也与作家的社会出身大有关系，农家子弟先天的对高层领导有敬畏之心，写作起来羁绊太多。这点我们只要和王朔这样的军区大院子弟相比，可以说非常清楚。王朔他们的父母辈肯定也大都不是繁华中人，可他们参加革命，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就成了上层社会中人。王朔之流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当然，容易看透这个社会，一般人眼中的神圣，在他们那里太稀松平常了。所以，王朔也才能在1980年代初，写出那么一批消解崇高的引起争议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尤其是社会生活中无疑是扔了一颗炸弹。

我们看《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一开卷省委书记乔伯年就隆重出场了，路遥先生不惜使用那么多如诗如画的语言，饱含感情地去描写这个人。但正因为作家是在仰望人物，而不是平视，更不敢俯视，人物就出了问题。比如，省委书记要在自家院子里种庄稼，就很矫情，彭德怀种庄稼，是要知道一亩能否产一百万斤，那省委书记想干什么？另外，一个在职省级领导，真有闲情逸致去种庄稼吗？更为荒唐的是省委书记兴师动众去体验生活，挤坐公共汽车，还带上市委和市上有关部门的领导，并由两个年轻便衣保安人员暗中保护，且有一溜小车“悄无声息”地跟着。经过一番闹剧后，省委书记现场办公，说：“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但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通过交通入手，全面改变市内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落后面貌……”，“简短的指示以后，领导们就分别坐车回了省市机关。”我们姑且不论这件事的可能性，单就这件事情来说，值得我们的作家歌颂吗？这样的省委书记是合格的省委书记吗？我们古代的政治家都没有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还有田福军就任行署专员之后，到原西县视察，专门到公社供销门市部了解农民最需要的煤油销售情况，发现脱销后，马上解决。后来成了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兼省委副书记的他，“又走进了另一家个体户店铺。”想买盒火柴，发现已经脱销，马上跑到火柴厂、仓库去解决火柴问题，紧接着又解决化肥问题。这样的描写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是我们的作家太天真了，还是他骨子里就在说谎。后面写副总理来视察等场面都非常不自然。我感到纳闷的是路遥为什么一定要在小说中出现这些中央、省地级干部呢？为什么给他们那么多的篇幅？就这部小说来说，这些情节完全可以删除，不但不影响小说的艺术价值，反而会加强其艺术水平。有些必须出现的可以出现，但可以换一种写法，比如侧面写法等，不一定非要正面描写。现在这种局面导致的结果是小说成了两张皮，彼此不相连，影响了阅读的审美效果。我想，这里是不是有一种政治无意识在起作用呢？

中国的农裔作家都有强烈的政治情结，这可能也是长期处于下位自然形成的，他们面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热爱；面对领导，有一种先天的仰视，无法做到自然的书写。路遥写于1980—1981年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应该说有路遥个人的强烈痕迹。虽然我对路遥生平不是非常熟悉，但应该说他的家庭出身不是富有的，我们在其小说中经常看到那类生活在底层的贫无立锥之地的男主人公，那种变态的自尊，与自尊后面的大男子主义。这种变态的自尊后面难免出现一种强烈的补偿心理，就是靠自己的拼命努力来改变命运。而要改变命运，对于上层领导的尊敬就是最起码的条件，至于高层领导，老百姓从来是仰视而不敢平视的。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城的灯》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那么，作为一名作家，这种心态下写出的作品，就难免出现对高层领导的圣化写作，这种圣化写作也会在作家倾心描写的贫寒的主人公身上得到集中体现，此点后面将要论及。就作家个人来说，那种急于让社会认可自己，急于表现自己的功利主义欲望之强烈，也是他们在创作上拼命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可以说是一种变态自尊心态的反映。这就在根本上限制了他们才情的全面展现，狭隘了他们的创作视野，对他们的创作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这点我们只要读一下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应该说会有强烈的感觉。

李建军说：“像乔伯年、田福军这样的‘正面人物’，则几乎完全出乎作者的想象，显得苍白而无力。”其实，岂止是“无力”，而是全面的失败，开创了以后反腐败小说的先河，是概念先行的无效写作。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写作里深藏着一种政治无意识，这是从柳青就开始的，也是柳青小说不能被新时代读者所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路遥的写作从柳青的终点开始，深受柳青影响，当然，他在大的写作思路上比柳青觉悟高一些，没有被政治或政策完全控制，但骨子里的企求为政治所认可的焦虑，从灵魂深处牢牢地牵制了他写作飞翔的翅膀。这是许多中国1970年代末开始登上中国文坛的一批作家的通病，也是很多农裔作家的共性。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现代理念，支持他们从中撕扯出来，成为鲁迅、沈从文那样的大师。恐怕这也是解放后出生的几代作家普遍的命运和写作的趋向。能够从中跳越出来的，真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