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越写越冷静，这是一个有意的追求

2012年04月14日 16:53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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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的作家必须把歪曲的纠正过来

南方都市报：《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这里面的“记”和“纪”有何不同含义？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用的是笔记本的“记”，我想强调它的真实性；后面纪事的“纪”是通用的，你可以当作是真实性的，也可以理解成虚构的，解释比较宽泛一些。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实际上写《甘南纪事》的时候，我一开始起的名字是《甘南故事》。意思就是甘南草原上的藏民故事，它的虚构性就更强了。结果等到我把稿寄去以后，《上海文学》提出意见，说读者对你的印象就是“纪事”，所以你把《甘南故事》也改成“纪事”吧。我同意了。因为在我的思想里面“纪”可以是虚构的。比如说天津老作家孙犁写的《白洋淀纪事》，不一定就是纪实性的，里面有一部分也是小说，也是虚构的，目的是表现这一个时代某一个时段上的生活状态，用虚构的故事讲这一段社会形态，表现这个时代的事情，事情不一定是真的。

南都：回顾你的作品，你拿过的奖不多。

杨显惠：1986年，我拿过第8届短篇小说奖。我是1979年开始写东西，到80年代初，我感觉我的东西写得可以，想争取拿个奖，但是拿到以后，也觉得全国奖就这么回事。然后1988年，我就当了专业作家。这之后我的想法是，不能为获奖写作了，要作为真正的作家写作。

南都：“真正的作家”怎么理解？

杨显惠：今后的写作要符合一个作家的身份。80年代末国外的文学思潮引进来，文坛也开始分化，不是像80年代初全部都是现实主义写作，先锋派写作进入文坛，像卡夫卡、普鲁斯特，还有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这些开始在文坛上兴起，而且很快地，先锋写作好像把现实主义挤得没地方了。

当时我也犹豫是不是也要走到先锋派的路上去？拿不定主意，那时我基本上就把写作放下了，先读书。这之后我还不想放弃现实主义的写作，中国的历史并没有表达完整，我要走得要更远，要真正介入中国的历史，因为不光是走现实主义道路，还要走得更实一些，不能太飘。

六十年代做知青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想成为作家，虽然文学梦上高中时就有，但是强烈起来还是在知青的时候。我的写作走的是一条背道而驰的路，跟当时整个文坛产生分歧，人家是走向现代化，我是走回头路。

南都：之前你说文学应该高举批判的旗帜，文学的本质就是批判。

杨显惠：那是《定西孤儿院纪事》写完之后说的。我们这六十年的文学，虚假的东西太多了。文学本是虚假的，不是按照作者的眼光去写，而是从政治家的需要来写东西，这几十年来就是如此。改革开放，作家主观的东西多了一些，可是整个主旋律就是这么回事。今天我刚读谢有顺的文章《小说就是活着的历史》，他说中国人有一个情结，就是喜欢谈历史，写作也喜欢写历史题材。

实际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什么呢？从孔子写《春秋》说起，从司马迁写《史记》说起，都是后代人在写前代的事。为什么？前代统治者不允许那个时代的作家真实反映那个时代，只有后代的作家才能谈前代的事。今天的作家不能谈论今天，今天是人家规定好的，统治者告诉你怎么去写。

作家写当时的历史，就是一个歪曲，后代的作家必须把那个歪曲纠正过来。为什么说文学的主旨在于批判？就是要纠正那个错的，就要批判当时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认为文学的重点在于批判。文学离不开社会、思想，如果把思想、对社会的思考去掉了，文学就没意思了。西方的文学发展到今天，继续在这条路上走着，而我们想把过去历史上的一些东西绕开，回避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写的是“藏民生活的背影”

南都：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甘南纪事》批判性不是那么强。

杨显惠：不强，这本书里面我并没有要求我自己要批判什么。我思考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时代大潮冲击下越来越少的情况，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社会要进步，必然要冲击它过去的传统文化、习俗，可是这个变化又让人觉得遗憾，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

南都：《甘南纪事》后记里写道2001年你第一次去甘南？

杨显惠：2001年，那是我在甘肃的时候，《兰州晚报》社有几个编辑去给《甘南日报》讲课。我正好在兰州，他们就带我去了。

去了他们在那儿讲课，我就跟司机出去玩，围着甘南的合作市，看风景，也没有跟当地的人接触。结果上了三天课，他们临时有事要先回兰州，给我留了一辆车，我和司机就奔甘南最远的玛曲县，看玛曲草原去了。当时还专门找一个藏餐馆，吃一顿藏民典型的蕨麻米饭。2007年，我就专程去了甘南玩。我认识一个搞民俗研究的朋友，那在当地就是一个活字典，他儿子年年都去，于是就领着我去了迭部县扎尕那村，这个村包括了四个自然村，在山沟上一字排开，翻过迭山，从海拔两千多米上升到四千五百米，山对面就是卓尼县。

我一开始以为写这本书，每年去甘南两三趟，每次住一个礼拜到半个月的时间，去两年就行了。后来我发现我只熟悉了一两户的人家，有很多家不会汉语，两年的时间根本深入不下去。这跟到汉族地区是两码事，到甘南就像跟外国人打交道一样！所以我从2007年到2011年，欲罢不能，连着跑了五年。

南都：你为何对西藏如此感兴趣？

杨显惠：当时我在大清河盐场参加写作的时候，西藏作家扎西达娃到我家去了。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西藏的事情，他讲完了，我说你别走了，在这住下，你讲的有三个短篇可以写出来。他自己并没感觉这些故事就是小说，但是他约我去西藏，去了之后他爸爸可以办支援西藏的手续。当时我很想去，但没下决心。当时我刚到新单位，孩子才四五岁，在盐场幼儿园，我没法去。如果当时还没有孩子，我可能早就跑去西藏了。如果我变成了一个西藏的作家了，可能就不会有《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了。

南都：那些故事你还记得么？

杨显惠：扎西达娃当时跟我讲，四川有一个康区，拉萨市有一个康巴人营地，就是从四川到拉萨去磕头的人的聚居地。他们不一定多么富有，有些人很穷，有些人需要乞讨。他们白天磕头去，晚上就在康巴人营地住下，相互认识了。有一个人死了，这帮人就把这个人弄去天葬，可天葬完了，这些人回来就开心地唱歌跳舞。我觉得这就是一篇好小说。你说它是文化呢？传统呢？还是生活方式呢？

后来扎西达娃写了这个故事，但是以亲历者的角度来写，而不是小说。

南都：之前你说过，《甘南纪事》很多篇都是根据某一个真实的细节衍生出来的？

杨显惠：我在那边听到这样的细节以后，根据这个细节编一个完整的故事出来。我内心里边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短篇。但有个缺点是什么呢？当时写作的时候处理得过于简单化了，把故事编得再复杂一些就好了。但是毕竟体验不深刻，写的就不是那么生动。

南都：之前你的书历史感很强，《甘南纪事》似乎没有确切的时间背景？

杨显惠：我故意模糊了。读者能感觉到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绝对不会认为这是1949以前的事。书中大概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尽管这个文化、时代、社会往前发展了，民族本性里有些东西还是变化缓慢，民族内核的东西还是变化不大的。

比如说他们信佛教，不会变，变的只是人们没有像过去隆重了，年轻人们不是太相信。有些村里面开会，每家来一个代表，他们的头人要出来讲几句话。然后才是党支部书记在那儿讲，他就好像主持人一样的。如果头人死了，那么就是他的儿子。按说头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就好像我们汉族地区的地主阶级一样被打倒了，不存在了。可是在他们的心里，这个还是存在。(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南都：有评论说，《甘南纪事》很彻底地呈现出了藏民的一种人性。

杨显惠：这种人性，在咱们汉族地区基本没有，所以说这种人性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传统。甘肃诗人高凯写了一篇《甘南纪事》的评论，名字叫《不动声色的书写》，我比较认可。他说我写的是“藏民生活的背影”，是消失的东西。我和阿来的作品有些相反，他写的是藏民的改变，而我挖的是藏民的传统，正在消失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