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蓬从室外走进来，午后3点，阳光打在他的脸上。他戴着大墨镜，他大概不能看见这一天广州冬日阳光里那些飞舞的碎屑，蜜粉色，但他能感觉到阳光的气味，触碰到它的温度，甚至捉住它的方向。他哼着小曲儿，听上去有点像那首他自己改编的“桃花潭水深千尺，可惜汪伦不会游泳”（《春歌》）。
周云蓬这一年的生活似乎都和诗有关。他的诗集《春天责备》——曾经是本地下油印刊物的，时隔5年终于光明正大出版了，印了一万五千本，如今已卖得所剩无几。他还做了一张新专辑叫《牛羊下山》，里面歌词都是改自每个小孩子都倒背如流的唐诗宋词，《中国孩子》里那个忧国忧民的歌者不见了，如今他唱着“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江中喊救命”，复苏的幽默感让他显得柔软而放松。
手机响了，他安装的盲人软件发出了机器报幕员式的女声，飞快地帮他念完了这短信。“喏，还有这个。”他又掏出一宝，大大的手掌上一只小小的白匣子，这是他的有声电子书阅读器。打开开关，机器人女声又开始毫无感情色彩地念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念得挺好的。”周云蓬点评道，孩子气地笑起来。
感谢科技的光明，它代替了他的双眼替他读书。他记得小时候，另一个盲童因为有一位教师母亲，时时为他倾心尽力地读书，这让周云蓬无比羡慕。而他只有靠同学念，私下里抄成盲文，供自己在日后无书可读的日子反复回味。同学念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本书，比如《唐诗三百首》，比如泰戈尔，“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又飞走了/秋天的落叶它飞到我窗前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些少年时仅有的诗句他烂熟于心。上世纪80年代末他念了吉林大学中文系，同学中的文学青年读着艾略特、读着马雅可夫斯基长大，让只读过北岛、舒婷、顾城的朦胧诗的他深感自卑。那是大学生们尚未停止写诗的最后年代，再过几年，诗歌即将从全民爱好正式沦为孤独者的游戏。周云蓬当时所在的中文系班上，12个人有一半在写诗。他们办了份油印刊物叫《失眠者》，听起来一派在苦闷中求索光明的味道，“典型那个时代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