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莫言将寻根文学做到极限 仍是“恋乳痴狂者”

2012年10月11日 09:57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作者：邓晓芒

字号:T|T

0人参与0条主评论 0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刚死了男人的寡妇汪银枝瞄准了上官金童的弱点乘虚而入，用自己的乳房征服了他，使他被迫与之结婚；然后鸠占鹊巢，把上官金童撇在一边，自己当起了女老板；最后金蝉脱壳，逼着金童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赶出了大门。金童满怀怨毒，在想象中设计了一个男子汉应当施行的各种报复和羞辱的办法，但被汪银枝的打手拳脚交加，喝令在地上舔食，毫无反抗能力，只有“一边舔一边掉眼泪”的份（第6期第118页）；在街上遇来汪的情夫，还得与之握手，“互致问候，表示感谢，仿佛都占了天大的便宜”；内心却仍然想着：“下次碰到他，决不允许这样温良恭俭让，应该对准他的脸猛揍一拳，条得他眼冒金花，鼻子嘴巴都往外喷血！”（第6 期第119页）但这种男人的血性只停留在幻想中，只写在《红高梁》那样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而在文明化了的今天，他唯一能“硬气一次”的不过是同意离婚，什么都不要，“只要自由”（第6 期 第121页）。他所理解的“自由”，便是对这个建立在乳房之上的世界的逃避，所谓“金钱如粪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乳房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贪心不足蛇吞象”。他只要回到属于他自己的乳房，即母亲那里去，只有母亲永远不会背叛他。“母亲就是菩萨心，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我现在还是宝，活宝，现世宝。到塔前去，与母亲相伴，捡酒瓶卖，粗茶淡饭，自食其力”（第6期第119页）。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要去寻根。

但白发苍苍的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纷纷扬扬的槐花落在她身上。她坐在天主教堂院内的小凳上，教堂里的一切都乱哄哄的。上官金童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马牧师在讲道，各色人等聚集一堂，外面传来嘈杂的市声，院内有死了亲人的媳妇嚎哭，警察冲进来抓走了一个负案在逃的小伙，他临走呼唤上帝“救救我吧！”卖冰棍的小男孩随时进来吆喝······马牧师的布道与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呢？唯有母亲，以及苦难深重、心中滴血的上官金童，在与上帝的声音相应和。故事结尾，马牧师代表上帝与上官金童相认了，他紧握着金童的手说：“兄弟，我一直在等着你！”（第6 期 第125页）

最后这个象征是意味深条的。80--90年代的寻根文学，没有一个不是在寻求一种自然的根：什么野性啊 ，酒啊 ，母亲啊，高原啊，山野啊，奶牛啊，地瓜啊 ，高梁啊，水做的女孩啊，植物啊······却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却寻求精神的根、灵魂的根。这些文学处处在标榜精神，其实只是一种伪精神，顶多是一种以物质冒充的精神，即一种“气”。莫言首次对这种寻根文学做了深刻的自我批判，他笔下的秧歌队令人想起《红高梁》电影中的“颠轿”、盛行不衰的安塞腰鼓、震耳欲聋的“威风锣鼓”；“他们身上的衣服都用酒液泡得湿漉漉的，他们嘴里都喷吐着酒气，他们扭的是醉秧歌，看似东倒西歪，实则法度森严。他们打的是醉鼓动，男鼓手们伪装着古代豪杰的剽悍。人们总认为古人伏义疏财，视死如归，酒量如海，没心没肺，其实也未必，很可能大谬不然”（第6期第124页）。他看穿了这种寻根意向的虚伪，展示了它恋母、恋乳和厌食的本质，唾弃了它的愚昧和怯懦。鲁迅在世纪初曾就：“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着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坟·杂忆》。莫言在世纪末再次揭示了这种“气”的实质：混沌、模糊、无可无不可、无奈、虚无飘渺、说不清、烧心烧胃、发酒疯、散发······

然而，真正的精神的寻根，需要智，需要勇。需要反思的心力。上帝也只是一个象征，自己不努力，上帝帮不了任何人的忙。上帝不是心灵的避难所，而只是人心的一面镜子。当人心处于混沌中时，上帝本身也就是云遮雾障。精神的根就精神自己。莫言隐隐约约看出，世事如烟云，在一切血泪和苦难、悲痛和屈辱后面。肯定有某种永恒的东西。世俗的历史变故动摇不了超世俗的根基。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看到上官鲁氏基于对天主教的信仰的崇高伟大的母性，他看到上官金童的绝望中的皈依，他耳边响起了“以马内利”（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和“哈利路亚”（意为“赞美上帝”）的声音（第6 期第139页）。他的小说在这里结束，他再也没有力量去探索“上帝是谁”的问题。

他只是用自己的小说，给上帝、超验世界或可能世界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本体论证明”：有苦难，所以有上帝；有此岸的罪恶，所以有彼岸的拯救；有现实的无奈，所以有可能的希望。这一切只是由于必然有一个“我”在承担、在意识、在质问。当这个“我”被纯粹化并从受难中复活。他就是上帝。一个世纪以来民族的血泪史凝聚为一个问题：有上帝（或彼岸的可能世界）吗？90年代的精神放逐凝聚为加一个问题：如果有上帝，那么他是谁？这两个问题是互证的：只有相信上帝。才会去问他“是谁”；只有知道了他是谁，才会相信上帝。“相信”需要勇；知道“是谁”则需要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既缺乏勇，也缺乏智。缺乏勇，是因为人们过于执著于此岸世界的恩恩怨怨，忠孝节义，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立德立功，保身养命，而不敢对超验的可能世界作全身心的投入；缺乏智，则是因为人们从来不愿意把话说完整，而满足于浑浑噩噩、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难得糊涂。这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愚蠢的悖论，却不但不引起冷静的反省，反而引以为自豪和光荣，将这些悖论视为神圣和玄奥，而顶礼膜拜，而膝行匍匐，而高卧安忱。莫言的大功劳，就在于惊醒了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迷梦。他把寻根文学再往前引申了一小步，立刻揭开了一个骇人的真理：国民内在的灵魂、特别是男人内在的灵魂中，往往都有一个上官金童，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婴儿，在渴望着母亲的拥抱和安抚，在向往着不负责任的“自由”和解脱。他做到了一个“寻根文学家”所可能做到的极限，他是第一个敢于自我否定的寻根文学家。他向当代思想者提出了建立自己精神的反思机制、真正长大成人、拥有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任务。

但他没有完成、甚至没有着手去完成这一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