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莫言将寻根文学做到极限 仍是“恋乳痴狂者”

2012年10月11日 09:57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作者：邓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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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邓晓芒（作家残雪的哥哥）

90年代寻根文学在其向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深层探索中，越来越突出了一种恋母情结。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从张贤亮开始，张承志、贾平凹、顾城、张炜，总之，凡是标榜某种“纯情”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这种恋母情结而不能自拔；就连王朔的“痞”和韩少功的学问，尽管主观上竭力想和对母亲（自然、群体、文化）的依恋拉开距离，但那背后仍隐约现出一股不可抗拒的无形力量，要把他们拉回到母性的温存和幼儿的纯真。1996年初，我在一次学术座谈中有一段发言，用“文化恋母情结”这个概念概括了我们时代的回归传统、回归自然的倾向：

“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当前的道德沦丧就是传统文化的沦丧，所以主张回到古代传统中去寻求道德资粮。我认为这种看法表明了一种文化上的'恋母情结'。中国文化发展到20世纪，一直是一种母性（女性）文化，从来没有断过奶。'五四'导致'文化断裂'的说法，纯粹出自臆想。'文革'也是如此。在前者是要断裂而不得，在后者是自以为断裂了实则变本加厉。实际情况是进入本世纪，母亲的奶水已显得越来越稀薄清淡，这既是由于母亲年事已高，又是由于孩子开始发育，需要更多营养，这时就应该断奶，吃点别的东西。我们常在乡下看到有产孩子两三岁了还不断奶，甚至五六岁了，吃几口饭扑到母亲怀里吃几口奶。这容易使孩子营养不良，在精神上处于婴儿状态。

“认为外来（男性）文化是对母亲的侵犯和亵渎，因而憎恨、拒斥西方文化，想单靠母亲的奶长大（自力更生），这是恋母情结的一种表现。所以直到念天，我们的文化还处于不成熟或未成年状态，尽管有五千年历史，却像个老小孩。判断事情不是凭理性，而总是凭感情；听到对母亲的批评不却想有没有道理，而只是掂量是否'太过分了'。这是一种'自闭症'······传统文化的奶水挤干了，但留下了我们这些儿女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说恋母情结在现代就表现为自恋，人们在大谈传统文化的辉煌灿烂时往往会觉得自己也变得纯洁、光辉起来，有种崇高感，上升到某种一尘不染的'境界'，不知身在何处了。但一到现实生活中，白日梦破来，说的和做的不一致，表现一种有意无意的伪善。”（部分载于《钟山》1996年第6 期）

座谈会上，刚刚读过连载于《大家》1995年第5、6期上的莫言有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文学评论家昌切先生立刻用这部小说的主题印证了我的发言。当我后来读到这部作品时，我深感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莫言凭他对文学的敏感和某种自我超越的灵气，发现并抓住了我通过文化和哲学的反思所揭示的同一个问题，即我们时代各种症状的病根。

莫言80年代的作品，基调查是红色的，与寻根派大同小异。但他着力表现的是男女主人公的血性和烈性，连小孩子（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都是那么怪怪的，显得桀骜不驯。拍成电影的《红高粱》更是充满一派原始古朴的阳刚之气，令外国的洋导演们大跌眼镜。80年代是一个拼命鼓吹阳刚之气和民族精神的年代，莫言的作品是这一狂热思潮中令人惊叹的浪花。然而，当浪漫主义的红色激情消退后，人们渐渐从这种貌似阳刚的呐喊底下，听也某种缠绵阴柔的调子来，发现那些痞里痞气、匪里匪气、充满霸气与煞气的民间英雄，心理上却是那么幼稚和残缺，他们的“气”不是自己独立地建立起来的，而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是从“高密东北乡”这块“热土”中浸润而来的，是我们这个“食草民族”祖祖辈辈从“我老老爷爷”、“我老老姑奶奶”那里（见《红蝗》）一直沿袭到“我爷爷”“我奶奶”一脉相承的传统资粮。所以，不论这些人干出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我们对他们的敬佩总是停留在外部形象动作的剽悍和行为的中规中矩（合乎“义”这一简单的游戏规则），认为他们体现了某种原始生命的充盈和爆发，足以和我们今天人性的萎靡、苍白相对照。但我们毕竟感到，在今天要模仿那些顶天立的人物来处世行事将会是多么天真、愚蠢和异想天开。那些人物不能给现代人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更多丰富的食粮；他们自己的内心生活就是平板的、简单的，犹如一些孩子。《红高粱》中的人物个个都像没娘的孩子，他们在胡闹一通之后最终都想起了自己的亲娘--高密东北乡的父老乡亲和民气，并坦然为之献身。这种由观念混合着想象力刻意营造出来的虚假的“阳刚之气”，在莫言90年代的代表作《丰乳肥臀》中便烟消云散，显出了它底下的真实的一面：阴盛阳衰、恋母、心理残疾。我们简直可以把《丰乳肥臀》看作对《红高粱》的一个全面否定和批评。

《丰乳肥臀 》一开篇，便写铁匠上官家一片阴盛阳衰的颓唐气象：上官父子生得矮小委琐，在打铁营生中只能当夫人上官吕氏的下手；儿子上官寿喜百无一能，打起老婆来却心狠手辣；儿媳上官鲁氏连生了七个女儿（其实都不是上官家的种），在惨遭虐待、实在无法再活下去的情况下被洋牧师马洛亚神父所救，并和他发生了性关系，这才生下了男女一对双胞胎，即金童（小说中的“我”）和玉女。上官鲁氏从此信了天主教。小说的寓意十分明显：古老的传统只有引进外来文化因子，才有可能形成“杂种优势”，摆脱阴盛阳衰的颓势。当然，最终结果如何，还要看整个外部环境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