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大江健三郎对话：我不赞成作家要为老百姓创作

莫言和大江健三郎在莫言山东高密的老家

中国作家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两位相互心仪已久的作家在莫言老家山东高密会面，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

大江健三郎说：我经常考虑日本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几乎可以否定自己的初期作品，我更关心的是现在这个时代……一个作家不应该回避他每天所生存的这个变化的空间……文学应该从人类的暗部去发现光明的一面……小说写到最后应该给人一种光明，让人更信赖人。

莫言说：作家要作为老百姓去写作，因为我本身就是老百姓，我感受的生活，我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样的……你引用过一句话："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作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持这种惟一的报信的勇气。

前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访问中国，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大江热。最近，大江又悄然来到中国，与前次不同的是，这次纯属私人性的访问----访问他心仪已久的中国作家莫言。虽然他与莫言相识在两年前，可神交已有十数年之久，早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大江就在他的教学、讲演中多次提到莫言和《红高粱》，而莫言也反复阅读了大江的作品。

2002年 ２月９日至１３日，我陪同大江健三郎到北京对莫言进行私访，正值新春佳节，大江又来到莫言家乡山东高密的一个小村庄。日本ＮＨＫ电视台对此作了全程跟踪采访，并将于４月初在日本正式播放。

我作为现场翻译，对他们的对话进行了整理，现摘出一部分以飨读者。

我们都是来自农村的少年郎

大江：我读你的作品是非常高兴的，能对你的文学作一个简要的描述吗？

莫言：在１９９４年知道了您在许多讲话里提到了我，我也认真地看了您的书，发现我们俩的创作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最重要是，我们都是来自偏远的农村，你来自日本四周被森林包围的小山村，我是在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村落中长大。这些地方的文化比较落后，环境闭塞，老百姓的生活也比较贫困。你在１８岁时离开故乡去东京，而我在２０岁以后才离开那个村庄，整个少年时代是在这个美丽、荒凉而又非常闭塞的地方度过的，这是我文学创作的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人物，使用的语言都是有乡土味的。早期作品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书中的人物都是我的大爷、大娘、大婶子，用的是高密东北乡的方言。这些方言土语非常能够表现生动活泼的景象，跟书面语有很大差别。如果我的小说有一个出发点的话，那就是高密东北乡，这也是我的人生出发点。离开家乡前，没有感觉这个地方多么宝贵，甚至觉得它令人厌烦，所以千方百计想摆脱这个地方。１９７６年我应征入伍，盼的就是坐上火车，开得越远越好，到西藏、新疆、云南去，远离小村庄。结果火车只开了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我还感到很失望。您在书里也提到，２０世纪的作家摆脱故乡好像是共同的情结，经过十几年的创作以后，我才意识到，作家只有摆脱了故乡才能真正认识故乡。

大江：我虽然比你大２０岁，日本的农村与中国的农村也不一样，但我们确实有共同的地方。我出生在小山村里，母亲和祖母给我讲述过许多传说，跟你的爷爷奶奶给你讲故事一样。可是，这些传说不一定都是美丽而温馨的，我记得最让我震惊的是一个关于狗的传说。有一天，一个专门屠狗的人来到了我的山村，挨家挨户把狗找出来，带到河对岸，一条条扒下它们的皮，然后把皮晒干，再卖掉。这个传说对我刺激很大。我开始写短篇小说是在１８岁，那是我第一次坐夜行列车离开故乡的时候，后来考上了东京大学，在大学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就是《屠杀狗的人》。这让我想起了你的小说《白狗秋千架》，读这篇小说让我非常怀旧，许多描写和观察跟我非常近似。我写《屠杀狗的人》的时候就曾经想过，那个人是那么凶残，杀那么多的狗，怎么一点儿也不想让狗安乐死呢？我们的共同点都是来自小村庄，然后又离开故乡，把思念寄寓故乡的过程，就成为我们的文学的内容，也是文学的起跑线。

莫言：关于狗的传说，我还可以说一段趣话，这是我听爷爷奶奶说的。大概是在１９３８年，八路军来到村子里掀起了一场打狗运动。狗到了夜间总是要叫的，狗一叫，八路军就怕暴露目标。我们家也有一只狗，非常通人性，它知道外面在打狗，夜里白天都不出来，饿了就悄悄地晚上溜回家，要了一个馒头，就跑到菜园的草垛里面藏起来，半年没叫一声。八路军撤退后，这条狗在园子里狂叫了整整一个上午，好像在喊：我可憋坏啦！我想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类似这样的故事是很多的。你在作品中提到一棵柿子树，让你突然感觉到大自然当中会有这么多的树木、这么多的草，它们都拥有自己的生命。这种感悟对文学创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在少年时代，也有过类似的感悟，１１岁我就失学了，劳动又干不了重活，只能在草地上放牛放羊，一个人是很孤独的，每天早出晚归，带点红薯当饭吃，当时也感到身边的树木、草还有牛羊都是可以跟人交流的，它们不但有生命，还有情感。我读到你对柿子树的描写，真是感到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你家乡的那棵柿子树还在么？

大江：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回到了故乡，那些树木好像早就被砍了，惟有那棵柿子树还留着。日本的农村比中国农村规模小，小孩子没有自己的屋子，我的家也不例外，小时候我在树上做一个小木屋，我把它叫作"我的图书馆"。对柿子树的观察让我领悟到这样的道理，所有的事物，哪怕是那棵柿子树上的一片树叶，还有你描写的家乡水塘里飘浮的荷花，总是在飘动的，无论是风刮起来了，还是停了，树叶与荷花总是飘动的。尽管现在已经记不住儿时我们的耳朵的形状，嘴巴的张合，但面对所观察的事物却刻骨铭心，这是我们的文学的出发点。刚才说到人杀狗的故事，人为了人的利益把狗屠杀了，我家也有一条红色的狗被杀了，狗肉还被人吃了，当时我很悲伤，悲伤到把自己的指头塞进嘴巴，用嘴咬到出血，自己都觉不出来。血流到我的白色衬衫上，旁边的人惊呼起来："阿健，你怎么啦？"后来，我母亲才告诉我，日本和中国的戏剧在表现人极度悲愤的时候，常常用咬住自己的指头来表达这种情绪，为的是不让自己哭出来。母亲是了解我的，这样的了解对我的文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儿时的记忆是珍贵的，这种记忆跟我现在的文学是紧密相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