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并非“嫉洋如仇” 辞谢诺奖提名拒绝“优待”

正是为了使中国人不致从“世界人”中被挤出，所以他主张中国人应该多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而不要抱残守缺，去宣扬“国粹”。他在致台静农信中嘲笑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事，也是这层意思。

我没有看过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一时也无法找到，因此对该书本身的价值，无从置评。但若说鲁迅讽刺以中国的学问去获得外国博士学位的做法是“嫉洋如仇”，却觉得怎么都说不通。鲁迅因反对“国粹主义”，而长期受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攻击，说他崇洋、西化，又因在《青年必读书》的答卷中主张“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而被扣上“卖国”的罪名，怎么到了林行止先生的笔下，却变成了“嫉洋如仇”呢，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说鲁迅是“崇洋”“卖国”或者“嫉洋如仇”，都是一种空洞的政治咒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鲁迅的文化取向，早在他从事文学工作之初，就说得很明白。他在1907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中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种文化取向，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好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