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奖让我考虑是否该“夹着尾巴做人”

农村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

《新民周刊》：《四十一炮》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间十年里农村发生的让人目瞪口呆的现实变化；《生死疲劳》则把目光投向更远的50年代，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写到新世纪来临。在这些作品里你想表达些什么呢？

莫言：经过二十几年改革，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村原有的价值观崩溃了，人们在精神面貌、伦理道德上都有很大变化，欲望横流，甚至没有是非标准了，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起来。我写《四十一炮》就是想表现这些问题。人类的欲望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会使社会有节律地、有节制地、健康地发展，但如果欲望疯狂扩张，那将会导致许多轰轰烈烈的闹剧和悲剧，将会给后代儿孙留下无穷的麻烦。

《新民周刊》：怎么看待目前的农民问题？

莫言：所谓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态度和认识。新时期以来，我们有那么多关于乡村的小说，写了农民的苦难、抗争、改革之后生活的好转，写到了农民的恩怨情仇很多方面，但是都没有从根上来挖。

我想，要写农民，不可回避的就是土地和农民的关系。《生死疲劳》就想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对柳青先生的《创业史》、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这些红色经典的呼应。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今天农村发生的变化？

莫言：80年代农村改革土地重新分配，形式上是单干，但本质上还有是区别的，农民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和土地改革之初，土地是完全的私人财产不一样的。但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归属农民，也让我们欢欣鼓舞。大家都从一个严密地控制着自己的集体中解放了出来，不但获得了身体的自由，而且获得了精神的自由。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对土地是非常热爱的。农民热爱土地，土地也慷慨回报。

但这样的情况到了90年代后又发生变化，农村改革到了一个关头，一方面，许多地方疯狂地建设各样名目的开发区，城市不断扩展，钢筋水泥把土地覆盖住，使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再一个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不稳定，种植成本越来越高，水、化肥、农药、种子，都在涨价，辛苦劳动一年，劳动力不算钱，还是赔本。这样农民对土地又疏离了。而且可耕地越来越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亿万农民进城打工，一是种地不赚钱，二是地不够种。当然也有的地方良田荒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民这次逃离土地有很深的悲剧性。

我觉得人类总有一天要受到逃离土地的惩罚。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恨不得把房顶上都种上庄稼，但就是没粮食吃。现在这么多的土地给撂荒了，大量的粮食浪费了，大吃大喝、贪污腐败，但是我们依然有吃的，60年代粮食珍贵得像金子一样，现在突然粮食不值钱了，好像大家都不吃粮食了。我觉得粮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说没有会突然没有了，说有，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新民周刊》：科学进步，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嘛。

莫言：现代科学发展已经违背了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一种商业利润的鞭子抽打着的病态发展，科学发展违背了科学的目的，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好，但是现在科学发展是为了金钱。各种电器产品，手机、电脑，迅速地更新换代有什么意义？这是利润的鞭子在抽打，制造了无数不可消解的垃圾。与此相对的是人疯狂膨胀的病态欲望，我在《四十一炮》里就是批判人们这种膨胀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