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奖让我考虑是否该“夹着尾巴做人”

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

《新民周刊》：在很多人看来，你们这一代作家都是受西方文学影响，喝狼奶长大的，但你的作品一直很传统化，很少有人把你放在先锋作家里。但你又是一个最成功的混血儿，把西方文学的影响和中国文学传统结合得最好，这次诺奖颁奖时瑞典文学院也是如此评价的。在写作上你这种自觉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莫言：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笑)。我们受西方的影响，真正要化成中国的东西，化成你个人的东西，必须你头脑中有这个东西。原来的生活中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受到他们的启发，一下就发展起来了。我们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印象派种种许多的东西，假如你原来头脑里没有，你的禀赋里面没有这些因素，你只能是形式上简单地模仿。假如你原来就有这个基因，原来就有这个素质，看了这个会触类旁通，激活了你心中原有的东西，这样写出来，就是属于你个人的。

我觉得我是比较难归类的，我就是我。我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在形式探索上，应该是相当前卫的。1987年的《天堂蒜薹之歌》，然后又是《酒国》那么一个荒诞的政治小说，带着黑色幽默、反讽、变形、夸张，应该很“先锋”啊。这样的小说结构是逼出来的，题材尖锐，不写不快，那只有在结构上挖空心思。我们都强调作家的想象力，故事需要想象力，语言需要想象力，结构更需要想象力。

《新民周刊》：如果说在小说结构、语言上你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从小说的内在精神来看，你的趣味是中国传统的，小说传奇，豪放，生猛有野性。

莫言：《聊斋志异》是我的经典。我有一部家传的《聊斋志异》，光绪年间的版本，上边我题了许多歪诗，什么“经天纬地大贤才，无奈名落孙山外。满腹牢骚何处泄，独坐南窗著聊斋”，“幸亏名落孙山外，龌龊官场少一人。一部奇书传千古，万千进士化尘埃”。还有什么“一灯如豆读聊斋，暗夜鬼哭动地哀。风吹门响惊抬头，疑是狐女入室来。”非常肤浅，有污书卷，但也表达了我对蒲老祖师的无限敬仰之情。魏晋传奇也非常喜欢，也是我重要的艺术源头。

《新民周刊》：从回归传统来说，你怎么理解80年代初期韩少功、阿城那个时期提出的“文化寻根”？

莫言：那个时候像阿城提出的“文化制约人类”、韩少功提出的“文化寻根”，我猜想他们的本意是回归到典籍，回归到我们书面传统、古典文化里去，不是回到偏僻乡村里沉淀下来的奇风异俗。当时有人错误地把寻根理解为寻找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奇风异俗，原始落后，闭塞愚昧，把寻根引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二十多年来探索、实践，实际上一直在寻根。寻根就是向传统学习。寻根与面对现实关注现实并不矛盾。

写人生，写人的命运，塑造在文学画廊里面有一席或者半席侧身之地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是小说家的最高追求。

《新民周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堂蒜薹之歌》应该是你第一部最早描写现实的作品。

莫言：应该是，如果说所谓的反腐败小说，那我的《天堂蒜薹之歌》就是。如果说官场小说，那我的《酒国》就是。但实际上它也有不现实的一面，如果让官员来读，他可能满腹怨恨，鸣冤叫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想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出身下层的农民作家，我写作的时候感情倾向非常明确，选择表现事物的侧面和视角，是主观的，没有办法。换一个作家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小说。

不是我要关注现实问题，而是无法逃离它，在屋子里面蒙头大睡，现实依然存在，现实时刻都在纠正你前进的方向，它在拉着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