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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喜迁正房
时隔21年，中国当代艺术终于再次昂然挺进代表国家意志的中国美术馆。相比1989年时的激情与冲动，这些位居着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市场前列的艺术家们，如今已经平和很多，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哪些作品是合适“登堂入室”的，他们把这个自觉称为“行业自律”和“成熟”
本刊记者/杨时旸
一个巨大的不锈钢人体雕塑，双膝跪地作出叩头的姿势。转到身后是那张熟悉的玩世泼皮的笑脸——艺术家岳敏君的著名符号。从这个泼皮笑脸人的腋下望过去，三个换班的执勤武警正在互相敬礼，其中一个对着门外的车辆做出禁止的手势。
这是8月18日的中国美术馆门口。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被驱逐、被怀疑、自我挣扎和市场成功之后，终于昂然进入了由国家机器把守的国家级美术馆。
一次意义大于内容的展览
岳敏君这个巨大的雕塑被安置在美术馆院子里不久，做过一次调整。最初，这个雕塑的屁股冲向美术馆的大门和街道。许多人觉得不妥，范迪安看后决定，还是调转一个方向，“这样调整于社会习俗都合适一点，艺术家也同意。”范迪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于是，在这段时间进入美术馆的观众都会接受这个姿势谦卑但面藏嘲讽的巨人膜拜，然后走上一级级台阶，经过安检，进入命名为“建构之维”的当代艺术展。
与此同时，在中国美术馆一层正面展厅里同期展出的，是一个标准的“中国美术馆式”的展览，它由某地宣传部和美协主办，以“某某艺术人生”命名。继续向左寻找，才能一头撞上张晓刚的“绿墙系列”油画——画面上是幽暗的绿色墙围、蓝白相间的床单和凝固死寂的空气。从这里开始的7个展厅将被中国当代艺术占据15天。
2010年的春节刚过，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和艺术家叶永青就开始筹备一个展览。中国美术馆的七个展厅已经为他们预留了场地。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他们早已习惯了当代艺术展览的操作模式，比如聘请策展人，由他挑选艺术家和作品，可这次特殊的展览却变得很简单，“最终我们发现艺术家是确定的，没必要过分模式化再请策展人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制度。”叶永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所说的“新制度”是指这次展览全部费用由国家出资，而入选者全部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艺术院”的特聘当代艺术家们。
艺术家人选没有了悬念，作为学术主持的叶永青开始在作品上动脑筋。“都是老‘枪’了，就看能拿出什么新货。”叶永青说。实际上，老‘枪’们拿不出什么新货。这些作品在798和各个当代艺术展上已被观众观看过无数遍。大家都知道，这次展览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群曾被体制排斥在外的艺术家进入了中国美术馆。“我认为这个展览的象征意义大于展览本身。”在新闻发布会上罗中立直言不讳。
实际上，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第二次大规模进入中国美术馆。第一次是在1989年。“八九现代艺术大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年轻艺术家，他们内心混杂着激动和惶恐从各处奔向北京，年轻的批评家费大为对着镜头兴奋地说，“这是第一次由批评家主导的展览。”总策划人高名潞宣布开幕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革命成功”的悲壮。那次展览生机勃勃也混乱不堪，7个行为艺术的突然出现预言着展览多舛的命运，最终一声枪响终结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次登堂亮相。从此，美术馆对当代艺术说“不”多年。而体制之外的独立艺术家也开始被孤立和“围剿”。
“那一次在美术史上留下了很重的一笔。”罗中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把这次展览与21年前的对比，罗中立是认可的。而他认为这次的转变来自“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些年的发展，(管理部门)对艺术、文化更加宽容，包容了，更成熟更有自信来接受不同的审美，不同的声音”。
“调皮捣蛋”的艺术家们“成熟”了
尽管当代艺术获得了包容，但展览仍然准备得小心翼翼。艺术家汪建伟的录像作品投射在墙面上循环播放，其中一幕有裸女镜头。开幕当天，一位工作人员和展馆服务员特意交待，“一会儿某某领导来的时候，能不能把那个镜头跳过去？”他们开始调试快进或者暂停，预习播放的效果。
“现在大多数人们对于这些作品接受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个别的不太理解的地方可以解释一下。”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笑着对记者说。作为学术主持和参展艺术家，叶永青开幕的前两天一直呆在美术馆，需要他不时“去灭灭小火苗”，他觉得，“总体上没有任何问题”。
展览的安全来自于艺术家们的自觉。进入中国美术馆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当代艺术家们以前爱使用的敏感的政治符号。以政治波普风格著称的艺术家王广义，选择的作品则强调的是消费主义和对个人身份的反思。“大家都有一种控制，都有一种尺度。也就是说有点像行业自律一样。这恰恰说明艺术家的成熟。”罗中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这与21年前的“八九大展”截然不同。同样是这群人，那一年他们还是毛头小伙。叶永青和张晓刚坐火车从重庆来到北京，交出了身上仅有的一百元作为参展费。身无分文的艺术家们在美术馆撒野，在这个代表着艺术权威的圣地摆出挑衅的姿态。他们中有些人幻想着从此之后，自己创作的新艺术马上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可大展的仓皇结束与日后的社会形势让这些艺术家的生存更加艰难。但他们仍然坚持(或被迫坚持着)体制外的自由身份，直至他们不合作的独立态度以及作品逐渐得到境外收藏家的注意和尊敬。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经历常年困顿之后终于从市场获得了突围，资本的支持迅速使他们从地下战士变为社会名流，继而他们纷纷被各大美术院校聘请为客座教授。
2009年底，官方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旗下成立了“当代艺术院”。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等21位体制外艺术家集体被聘为该院“院士”。没有编制、待遇和创作任务，但这个行为仍被外界解读为对当代艺术家们的“招安和收编”。当代艺术院挂牌当天，作为特邀嘉宾的陈丹青发言问道“这些调皮捣蛋的艺术家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们愿不愿意担当？”同时他指向艺术家“希望不要灭掉锐气”。当然，问题没有答者。
当代艺术院成立之后的半年多时间，无声无息。受聘的艺术家们仍然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民间艺术机构和西方画廊。有些艺术家笑称“当代院”有点像“皮包公司。”
这次，在中国美术馆的集体亮相，算作当代艺术院向公众递出的第一张作业。
打造“国家队”
2009年11月13日，中国当代艺术院挂牌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命名的国家级专研究“当代艺术”的官方机构。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对媒体表示，“中国艺术研究院筹备4年，成立了中国当代艺术院。相信由这一平台集合起的中国当代具有旺盛创造活力的艺术家群体，会推动具有中国精神气象的当代艺术进入一个新境界。”
艺术家叶永青说，“当代院”成立的三年前，王文章就曾与艺术家们有所接触。叶永青也曾陪同文化部相关官员考察过西方国家如何扶持当代艺术。挂牌当天，文化部、中宣部、中国画院、美协等官员均出席发布会并发言。被吸纳进入“中国当代艺术院”的首批艺术家包括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叶永青等21位在市场中表现抢眼的体制外艺术家。而文化部直接任命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任“当代院”院长。在叶永青看来，这是“国家给予当代艺术家的荣誉”。
无论他人如何评价这次由“当代院”主办的置于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它的意义与象征如何，范迪安作为中国美术馆馆长都笑纳且感谢，自己的表态却很谨慎，“我很平和地看待这次展览。其实当代艺术家以前也在中国美术馆一些专题展览中陆续出现过。这次展览也不是什么革命或者一次爆炸，也没必要那样去吸引眼球。”范迪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形态古怪的当代艺术能进入这座有着琉璃瓦屋顶的对称型建筑，让罗中立觉得安心。除了四川美院院长的职务，他还是当代艺术院的院长。他给自己定下任职的三件任务。展览作为第一件业已完成。
“第二件事，我想以国家课题的立项做当代艺术三十年的理论梳理，做出版物。”罗中立对记者说。他坦陈，即使立项成功，书写历史的仍是目前活跃的所谓独立批评家。不过，他希望，这个以国家学术课题立项的事情，“能让他们超越个人观点，超越市场和资本吧。”
直到现在，这个任务仍在前期准备阶段。而至于第三件事，更是梦想——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当代美术馆。他的希望是“三五年内能实现” 。
但是在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看来，“国家出名义、出钱建立当代美术馆在中国是否合适，或者在什么时候合适。我真的没想好。”他对记者坦率地说。
从成立当代艺术院到建立国家级当代馆是一条将独立艺术家吸纳进建制的明确路径。叶永青觉得，“这就像是艺术领域的国家队，在需要的时候代表国家出场。”在他看来，这个当代艺术院今后可以作为国家的智库，“可以帮助国家决定，为哪些当代艺术和艺术家撒把盐。”
这一切越发引起年轻批评者的不满，有人明确提出，“这是艺术界的国进民退和资源垄断。”——那些曾经努力推倒制度墙壁的艺术家们，正不知不觉成为了墙上的一块彩花瓷砖。
21年来，体制本身和艺术家的心态都在改变。在相互怀疑和对峙多年之后，逐渐走向和解。艺术家们在市场上的成功让他们获得尊严，不再以盲流的心态仰视管理者。虽然，他们还小心翼翼地为自己保留着隐约的边界。2009年，为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由文化部组织了“重大历史题材绘画展”，几位当代艺术家接到邀请后纷纷婉拒。
在艺术家叶永青看来，他们进入“当代艺术院”是因为“有热血和国家认同感。但并不代表就丧失锐气、不再对体制反思”。
作为当代艺术院院长的罗中立希望这个组织没有编制、分房和工资。“我认为这样好一点，不想搞成第二个画院。”与此同时，叶永青正在努力从“川美”教师，调往中国艺术研究院。 ★
(实习生高山对文本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