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信仰危机应再发现再理解中华文化

凤凰网：您谈到的“对话的文明”有怎样的背景故事？

杜维明：“对话的文明”有这样一个背景，就是我和日本的池田大作，我跟他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后来日本出了专书。他们讨论使用“文明对话”还是“冲突”？我说我们应该更积极一点往前看，那他说你应该取什么名字？我说《面向对话的文明》，走进一个对话文明的世界，他们很赞成。后来他们加了一句就是“对于和平文化的哲学反思”。

我们怎么样要达到文明文化？从哲学思想来看，一定要有一个对话的基础。如果严格的说是整个精英，也就是说这些能够掌握资源，信息乃至权力影响比较大的人，他就越应该有责任感。

如果我们现在碰到一个信仰危机，或者是信仰失落，这个大家都看得到的。那么这个是，你不能要求一般的老百姓生活非常艰苦，他能存活就是尊严，你不能让他们来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文化认同，但是他们的影响力特别大。为什么呢？很多民间对信仰非常强，也许他的信仰不如我们所讲的哲学的观点那么深刻，或者是自觉程度那么高，但是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现在毫无疑问的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或者是文化中的一些地区，很多人信基督教，基督教的传播特别是我们叫“地下教会”的传播非常快，特别在农村，听说山东更是很好的例子。

不管你是否接受各种不同的宗教，儒家的基本价值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百余年来，特别是在文革的时候，这些很核心的基本价值并没有完全丧失。

和这个纯粹以自由，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个人的尊严、个人的独立性，完全要由一个人自己来找一条出路，这个中间有所不同。这是一种自觉，自觉可引发各种不同的体现，可以引发一种群体的，而且有批判意识的自我意识。一方面是群体的，就不完全是个人的，另外它又有批判，不是一厢情愿而是一种共同的自我意识。这是能不能塑造一个新的文化认同的可能性，和真正的人生的意义还有信仰能不能够建构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其实应该有对于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包括儒家、道教、佛教这方面的文化，几千年的发展我们再重新发现，重新理解，重新认识到，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核心的价值。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常常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无力、无气、无理。在那个情况下，就是鲁迅他们那时候描写的国民性，乃至其他的知识精英包括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那个时候所了解的中国的情况，和现在当然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中国人是有信心的。虽然这个信心可能不是根深蒂固，但是现在的情况跟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开始有文化的自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条件能够充分把这些资源调动起来。

比如说我们在联合国讨论这个文明对话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文明对话的金科玉律应该是“己所欲施于人”，这是基督教一个基本的信仰。后来经过讨论大家讲儒家的那个基本的隧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能更重要。所以有的说博爱特别好，可能人家对我不好我对人家也好，这个是博爱的基本精神，打我的左脸我拿来右脸，就是叫做“以德报怨”，大家认为是健康的。但是这个问题在《论语》里面就讨论，说这个以德报怨的何以报德，如果人家对你坏你对人家好，如果人家对你好你要怎么样？你还只能对人好。所以孔子的回应就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所以中间要有所不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国讲差序，用差序格局，这个是费孝通讲的，但是不表示不平等，大家都平等，但是在一个社会里面各种不同的角色，大家互相交融的过程，对分工、对各种不同的差别，想办法让它和谐，不一定把所有的那些差别去掉，完全变成平等，这个大概不太可能，这是一个过程。

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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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王鲁湘：中国人信仰已被搅乱 出路自在心中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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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尼山论坛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

许嘉璐：应在齐鲁大地上演文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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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颜炳罡：“文明冲突” 与化解之道

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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