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并不一定要改变对方
凤凰网:您所说的“核心文明的对话”具体指什么?
杜维明:如果没有核心文明的对话,就没有基础;我们了解美国,但中国懂英文的多,美国懂中文的不多。中国对美国非常关切,美国对中国长期是掉以轻心的,因为它作为超级大国对于很多其他国家就是完全不对等。所以如果不对等,真正讲起来没有对话。现在如果说核心价值,像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核心价值,我们都接受并认为是普世价值,比如说自由、理性、人权、法治、个人的尊严等。但是对于中国儒家的很多亚洲价值,在东亚地区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它没有变成普世价值,我认为这是很大的偏见。
比如我们讲五常,有仁。仁就是同情、慈悲;义就是公正、正义;礼就是礼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是矛盾冲突而是一种和平共存;智,智慧;信,信仰或者信任、诚信。任何一个社会假如没有这种基本价值,能够生存吗?不可能。所以现在对话,应该是互补的,你强调自由我也认为自由重要,但是我认为自由之外还应该有正义,比如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价值,在美国社会特别突出自由,但是在伊斯兰世界特别突出正义,所以可以讨论这个中间地带,可以进行辩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接触到实质的重大问题,比如说军事、政治、经济,如果要有任何和平共存,那这种沟通必须有。
有的强调人权,但是我们也强调责任,所有强调权力的人都接受责任的重要性,没有责任你只讲权力是不可以的。有一个经济学家和我交谈了很长时间,他就说以前他就认为自由就够了,只要能够有选择的发挥我们的力量,市场经济靠自由。后来因为安然事件,还有美国很多的跨国公司的CEO所造成的很多问题,他说必须要讲责任,这些人没有责任只有自由,那么自由变成放任,他们就完全成为这个既得利益者了。后来他又跟我说,只有责任还不够,这个人还要有善心。
比如说你无家可归,我有亿万资产,如果从人权这个角度来讲,我尊重你的人权,你尊重我的人权,我对你没有责任。但是如果从善心或者是同情来说,我碰到这个情况我是不忍的。在这个慈善事业的发展间现在也有这种非常重要的观点,最有钱最有势的人,他反而被认为最应该对社会付出比较大的贡献,像比尔·盖茨或者是巴菲特,但这是一个例外,不是一般的情况。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例外的例外,但这是一个好现象。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可以有一种深层的对话。
所以像尼山论坛类似的对话,在国内我相信没有,不说史无前例就是非常少。主动、自觉的以中国文化为基点,向基督教世界来开放,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到底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相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相信我们大概是走了一条求同存异的路。虽然有分别,但是这个分别不会使我们要求和平共存的意愿受到任何减少,这个我觉得是健康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高端的论坛只当做一次性的,认为这个沟通以后,就可以走入和谐,太难了,要慢慢慢慢做。比如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至少进行了三四十年了。我的英文老师多半是从普林斯顿或者是奥柏林来的刚刚毕业的学生。那我只要能够讲几句英文,我们的沟通基本上就是一个文明对话。
譬如说为什么美国人那么注重自己的独立性,一到大学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变成不需要他们来宰制我们,我们可以做自己的选择。父母亲也说你已经念大学了,你就该独立。中国很多大学生住在家里,和父母亲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有的朋友是每天要通电话。这在美国的这些大学生是不能想像的。
不仅是家庭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突出独立性,那你这个温情、亲情,基本上就比较简单了,所以这个中间不同。但是双方都有长处,双方也都有短处,那么经过交流,经过讨论,至少互相了解,也不一定要改变对方。所以对话的一个基础条件,就是不要去改变对方,不要去把你的一些道理说给人家听,希望人家能接受,也不一定说是要你改变对我的误解,就是说我要听听你的声音。
只要对话特别是文明之间的对话,绝对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如果碰到极端的“他者”,表面上看起来是跟我完全不同的,反而是使你有一种真正的解放,或者解脱,从自己的特殊主义之中能够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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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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