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人类困境

纳瑟：关于启蒙思潮，我们都有所评判。但我们都是哲学家，现代的哲学里已经不时兴讲“真理”了。但在传统哲学里，“真理”是最高的价值。问题是，启蒙思潮里对于人与自然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假定是否正确？这是终极问题。

人类社会能否在一个错误的世界观上存活？这引出了关于自然的问题。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创立了一座将世界领入现代科学的学院，他认为科学带来力量。物理实验完全是关于如何控制自然，这些实验被用来挖掘自然的秘密。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不是用来干“有用”之事，而是始于“无用”之时。一些科学家认为，科学不是用来控制自然的，而是用来了解自然的，这和中国的思想很相近。控制和支配的观念，从现代科学一开始就有了。现代科学被认为可以用来赚钱和增加军事实力，如果没有用来研制新产品和武器的资金支持，所有的科学院校将关闭，包括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现代科学永远无法对付自然的精神层面，有些自然层面是学术书无法解释的。

从17—20世纪，自然只是被人当做物质资源加以利用，而不是精神层面的恩赐。这个观念，加上人类的贪婪，启蒙思潮无法改变人类的贪婪本性。因此，人本善，在某种层面上来讲，是错的。当有了这种科学的力量，加上贪婪，人类还未到灭绝的地步。我个人在物理、哲学、宗教、东方哲学的兴趣，使我在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就意识到，会有一场大危机爆发。我写了一本叫《人与自然》的书，这是第一本预言环境危机的书，此书出版于1966年。1971年，我一个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的朋友创立了“地球日”，以提醒人们要珍惜、欣赏自然。

环境危机不止是环境问题、经济问题、工程问题，而是一个更深远的危机，是普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断裂。很长时间以来，很多国家的人都是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山林、树木、河流。但没人想到有一天，河流会变得如此之脏，脏到饮用水缺乏，没人想到有一天地球上人口多到没有粮食可以喂饱每个人。我们亲手把自己推到了悬崖边，我们被工资下降等问题引开了注意力，忘了自己快坠落的事实。不管美国政府印多少美钞，也不能阻挡环境危机的发生。除非我们完全改变对自己是谁、在干什么、我们的力量极限在哪儿、自然能为我们做什么等的观念。

孔子说过世上万物有自己的法则和权利，在阿拉伯，我们重视真理和真主，真理是真主的名字。世间万物皆有自己应得的东西，一朵花有自己应得的待遇，所有动物、植物、山峰、河流、树林都一样。当你忽视这种“应得”，一种不平衡就产生了，我们也不会有最终决定权。除去我们的宣传、尊严、傲慢，我们什么都不是。如果有场大于里氏八级的地震，我们根本做不了什么。与自然的力量相比，我们很脆弱。我们需要醒过来，这是我五十年来一直传达给大家的讯息。

杜维明：我们的世界上存在两种科学。第一种科学以认识自然和发现真理为最终目的，这种科学精神以爱因斯坦为化身；还有一种科学则强调征服，强调量化每一个事物，后者给我们带来了深重的危机。托马斯·柏励(Thomas　Berry)曾做过这样的结论：“我们不应该仅把自然看做是可被利用的物体的集合，它应是由很多主体构成的一个集体。”因此说每种物体都有它的内在规律是非常正确的。

最近我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做了一项调查，调查是二选一的问卷。有一题是“你认为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哪者更加重要。”令我惊喜的是，只有四个人选择了经济发展，而余下的一百多人均认为生态平衡更加重要。但同时我也在想，那一百人的选择是因为他们“希望”这样，而当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开始工作的时候，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经济利益。因为就现阶段来说，经济发展还是决定政策以及我们生计的主导因素。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是，科学家以及每一个个体都逐渐意识到我们若不做些什么，就会深陷困难。但是伴随着这种意识的觉醒，仍是我们的无助之情。我们发现我们做不了什么来阻止我们陷入困难。

卡赞斯坦：在我们这个多元文明的世界上，文明间的接触与跨文明的交融是主流，而文明的冲突则是偶发的支流。过去三十年间中美两大文明之间的关系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因此，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基本认知受到了严重误导。他们先入为主的偏见不能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多样化的世界，让所有文明在共同背景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些偏见却有可能将我们带入一个人人自危、以邻为壑的世界，使文明弱化为唯我独尊的独白，从而导致文明不是走向交汇与交融，而是走向对立与冲突。

今天，我们生活在充满挑战的时代。仅仅一年前，世界经济曾摇摇欲坠，濒临崩溃的边缘。对于这场危机，盘踞在欧美各大金融中心的一小群唯利是图、为所欲为的权势者和相关制度机构难辞其咎。国家的大规模干预使得全球资本主义免于崩溃，但却无法阻止危机对全球数以千万计的人民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就其起源而言，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997年前，从东京流出的热钱流入亚洲各地，到处寻找高于在日本所能得到的回报。而2008年以前，华尔街在全球各地到处兜售它所发明的新的金融产品，而人们则误以为这些金融产品已经消除了潜在的经济风险。在这两个事例中，由于不同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文明体所采取的多样化的措施,危机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惨剧。多重和多元文明的存在为多种多样的制度与实践提供了合法性。这就是多样化的长处。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市场经济模式——无论是美国的、欧洲的、印度的、伊斯兰的、日本的，还是中国的——囊括高效和公平的所有品质。在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经济逻辑；而多重状态和多元性质的文明的存在，恰恰可以发挥减震器的功能。协调而非冲突，是以多元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