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中国”之外的“文化中国”

2011年08月06日 04:38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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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　　刘刚、李冬君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历史

□ 寇德印

文化中国不仅不是王朝中国的调剂，它反而是王朝中国的载体，因为王朝中国，是从文化中国里生长出来的。

在中国近代史的课堂上，老师最常说的一句就是“反帝反封建”。中国近代史，是旧有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阶段。整个时期，体现的是一种新旧交合和新旧抗争，我们反帝反封建，反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建设一个民主、科学的新国家。这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主题。因此，反帝反封建是手段，是途径，是过程；绝不是目的，不是宗旨，更不是归宿。

在当今的历史教科书中，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它以失败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又以失败结束（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发生）。于是，有人想不通，“怎么在近代，中国总被欺负？”对于这个问题，教科书又告诉我们了：“落后就要挨打”。

“落后就要挨打”，把挨打变得合情合理：因为我们在近代落后，所以我们在近代就应该屈辱。

实际上读历史，我们要明白一点，历史应该是一门反思的学问。我们回顾过去，是为了指导现在，对过去的反省、借鉴，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人”，实现“人”。

刘刚、李冬君在《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中所展现给读者的，正是他们对历史的反思与认识。他们在王朝中国外，又发现了“文化中国”，在变幻不定的王朝更替中，找到了中国不曾被颠破的内质。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文化中国，“以自然形态言之，它为‘江山’，以社会形态言之，它是‘民间’，以文化形态言之，它叫‘历史’。”

文化中国不仅不是王朝中国的调剂，它反而是王朝中国的载体，因为王朝中国，是从文化中国里生长出来的。

王朝有更替，文化无际涯。

发现文化中国之后，两位老师对历史的思考，不再从阶级出发，而是“文化个体性”中的“我”开始。这个“我”是什么样的呢？

“我”绝非是一个大而空的概念，“我”只要具备三个原则，即可称为文化个体性中的“我”，这三个原则是：自觉、自律、自由。“自觉，是自我意识觉醒；自律，是自我本质确定；自由，是自我价值实现。”

刘刚、李冬君对历史的思考，就从文化个体性的“我”出发，走进文化中国，通过对文化中国的反思，来最终实现每一个文化个体中的“我”的价值。

在他们笔下，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他们认为，近代科学之始，应从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算起，近代民主之始，则萌芽于中国传统书院和民间海权。沿着这样的两个起点，他们为中国近代史勾画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徐光启到徐继畬的士人路线，“这是一条沿着学术往政治路径渐进改良的路线”。另一条是从郑成功到孙中山的路线，来自民间海权。

两位老师从地缘政治入手，用世界史的眼光剖析中国近代史，读罢，让读者突然有了“跳出三界外，不在红尘中”的感觉，许多问题，在这种思维下考虑，一下就会豁然开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