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影院给盲人讲电影
这是一家特殊的电影院,“观众”都是盲人,并且不用花钱买票。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红丹丹心目影院就在这座院子里。“影院”其实就是一间教室那么大的房子,即使坐满了也只能容纳三十多人。“银幕”是一台电视机,“放映员”坐在电视机旁,用手中的麦克风为“观众”描述着影片情节。虽然设施简陋,但这里却是盲人朋友们最喜欢来的地方。每周六的上午9点到12点,心目影院的创办人大伟和志愿者们都要为盲人朋友们讲上一场电影。
一场只有4位观众的电影
“阿丽眼前发生了一个奇怪的景象:远处的路就像墙壁一样竖了起来,但是路面上的建筑物并没有掉下来,还是保持着原来的位置;竖起来的墙又从中间部分向下折,就像屋顶一样盖下来,这样这条路就搭成了一个房间……”座位上的几位盲人若有所思,手指不时地比划着,嘴里轻轻念叨:“真神!”
这是上周六心目影院中发生的一幕,正在放映的影片是《盗梦空间》。志愿者绘声绘色的描述,让这几位“观众”沉浸在剧情中特别投入。大伟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电视屏幕。两个半小时的影片放完了,“观众”们有些意犹未尽,与讲述电影的志愿者聊了起来:“你再讲讲,有点儿迷糊。”“下次咱看《2012》吧!”“要是现实生活中有那种催眠剂该多好啊,正好可以治我的失眠。”
“今天下雨,人少。往常每次都是满的,志愿者都是站在后面。”早上的一场大雨,让路面变得湿滑不堪。让大伟没想到的是,尽管行动不便,还是有四位“观众”来到影院。46岁的盲人陈国月穿着雨鞋赶来,他住在石景山,坐了将近两小时车才到。“要不是下雨还没时间呢,所以就过来了。前一天的《建党伟业》我也来看了,大伟老师讲的,真好。”
52岁的北京人大伟是心目影院的创始人。从2005年到现在,他已经给盲人朋友讲了二百多部电影。“盲人与健全人获得的信息是不对等的。心目影院就是要做到对等,让盲人能够欣赏影片甚至是进行评论,这才是人文关怀的功能补偿手段。”他说,心目影院就是起一个“功能补偿”的作用,使盲人可以参与社会生活,享受社会产品。如果不让盲人去参与其中,即使是后天失明者,慢慢地就会失去视觉记忆,做梦都会没有图像。“有的盲人甚至是从昌平、房山赶过来,他们为什么要跑这儿来看这场电影?他们想知道健全人所看到的东西啊。从这个层面上,讲电影就是应该的,是社会需要做的一个很具体的行为。抛开什么意义、影响都不用说,就是该讲。”
健全人有时是心盲
不同于聋人可以借助助听器提升听觉,肢残者可以借助假肢自由行动,盲人不可能和健全人一样平等地获取社会资源。盲文书通常很厚,但变成汉字的话,信息量只有薄薄一本杂志那么多。即使是满屋子的盲文书籍,资讯也是极其有限。为盲人讲述一场电影,在他们得到愉悦的同时,讲述者自己往往得到的是快乐和成就感。但渐渐地,大伟意识到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当你眼睛看不见了,你才会意识到视觉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不仅仅是盲文和汉字造成的文化差异,盲人和健全人存在着严重的资源不平等。”大伟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健全人来负担。
2008年,大伟和志愿者组织了全国第一个专门针对视障人的模型触摸展,展品是天安门、鸟巢、水立方、火车等模型,都是一些盲人无法触摸到的物体。在志愿者的描述下,盲人们对这些事物的尺寸、外形都有了一些了解。在一个蒸汽机车的模型前,一位白发苍苍的盲眼老人摸着它就是不走。志愿者告诉他,前面还有更多模型呢。老人非常感慨,“孩子你不知道,我从小住在铁路边,是听着火车的声音长大的,我今天可知道火车长什么样了!”原来,这位老人从六七岁起,就想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但家里人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于是,老人就把童年的记忆一直放在心底,所以他才会把蒸汽机车模型从上到下、从头到尾摸了一遍又一遍舍不得走。
这一幕被一旁的大伟看得清清楚楚。“嗵的一下,我心里就像砸了一锤子似的。一个健全人在六七岁的时候,什么不是一目了然,把一切都尽收眼底?而盲孩子却什么都不知道,也没人告诉他这些。一直到他老了,才知道火车的样子,但现在这种车早已经进博物馆了。那么他还有多少年幼的时候想知道却未曾知道的东西呢?其实我们是心盲!因为我们能看到,但忽略了他们的需求。”
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红丹丹心目影院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告诉所有人,要用心来面对生活,这就是心目影院的意义。”大伟说,通过讲电影,不但让盲人能够认识社会、获取资源,自己也在影片中汲取营养。
大伟在投入心目影院的事业之前是一位商人,过着别人羡慕的生活。2003年,大伟的爱人郑晓洁女士注册成立了旨在帮助盲人回归社会的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大伟在妻子的感召下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一家人开始过起了苦日子。
红丹丹的场地都是租的,由于缺少支持,有时候为了保住这块盲人的“乐园”,工作人员往往要牺牲自己的工资。现在,红丹丹已经有一年多没发工资了。虽然大家一听是公益事业都表示愿意支持,但是红丹丹得到的实际支持并不足以维持心目影院等各项事业的运行。心目影院的影片,有大伟自己买的,更多的是个人捐的。志愿者马红芳以前做音像店生意,音像店不做之后就把所有影片和货架都捐过来了。
“现在红丹丹最大的困难是发展的瓶颈,没有钱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政府、企业、基金会的帮助,现在我们能提供的服务都是标准化的,但是没办法推广。说我们抛家舍业、倾家荡产,这不算什么。人最困难的是什么?没钱对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是最难,最难的是怎样去面对盲人这个群体。当你一天到晚为他们的利益奔波忙碌的时候,换回的有可能是不理解甚至是怀疑。”从最初凭着满腔热忱投入到公益事业到现在,这些年来,大伟也受了不少伤害。“最初做商人的时候,做公益仅仅是力所能及,能做一点是一点。等把钱都花完才发现,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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