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先生的常识误读

2011年07月03日 15:51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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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对传统文化二元常识的误读

细读袁伟时先生的《儒家是宪政主义吗？———简评秋风的孔子论》，从中得到许多的教益和启发。但是，遵循先贤孔子“当仁，不让于师”的经典教诲，笔者不得不公开指出袁先生与他所批评的秋风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常识的共同误读。其突出表现是该文中的这样一段话：“与农耕自然经济相适应，直至大清帝国，政权一般仅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是宗族统治，与政权直接联结，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法专制制度，从宫阙到基层社会，基本骨架是儒家的三纲体制。这是一元化的专制社会，没有什么二元结构。”

而在事实上，“基本骨架是儒家的三纲体制”的“中国特色的宗法专制制度”，既是“一元化的专制社会”，同时也是典型的“二元结构”。这种常识性的二元结构，至少可以直接追溯到袁先生所说的“至今仍被海内外学者推许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的“一部《老子》”。其中最为经典的论述，是第42章中的一段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老子的形而上学的创世学说中，是道产生了一，也就是原始混沌之气。一产生了二，也就是以天为阳、以地为阴的阴阳二气。由二产生的三，指的是天地阴阳的交配和合之气。“三生万物”，指的是由天地阴阳孕育出的以男主阳、以女主阴、以人为大的万事万物。

从阴阳气场到社会秩序

在中国历史上，汉儒董仲舒是集儒道合一、阴阳合一、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二元理论于一体的第一人。他的《春秋繁露》一书对于传统文化的第一贡献，就在于把形而上的天理天意，与人世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直接挂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在董仲舒看来，人伦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存在着阳尊阴卑、天尊地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天然合理、永恒不变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主从关系。与此相配套，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第二贡献，是用等同于绝对天理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进一步调整充实把人际关系中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阳尊阴卑、天尊地卑、官尊民卑、男尊女卑、上尊下卑、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宗教神圣化的阴阳气场。

把三纲五常更加明确也更加极端地纳入“存天理，灭人欲”的阴阳气场的，是致力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宋代儒学———又称理学和道学———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尤其是他们的嫡传弟子朱熹。明朝后期，专门致力于愚民自愚、神道设教的儒学官绅，为了给“至圣先师”孔子连同他们自己，争取到君王之师的“素王”地位，开始从官府到民间广泛提倡崇拜祭祀“天地君亲师”的礼教仪式。满清王朝的雍正皇帝顺水推舟，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正式确定了“天地君亲师”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

精神痼疾的持续发作

1949年以后，中国传统的阳尊阴卑、天尊地卑、官尊民卑、男尊女卑、上尊下卑、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并没有得到彻底根除；反而通过改朝换代转换成为一个阶级绝对打倒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所谓“阶级斗争为纲”。与其相配套的以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严格划线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计划身份和计划经济，迄今为止依然保持着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身份等级和制度歧视。

反观历史，中国社会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根本症结，或者说是精神痼疾；就在于这种阳尊阴卑、天尊地卑、官尊民卑、男尊女卑、上尊下卑、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对于现代人类社会中的主体个人所普遍认同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私人生活意思自治、甲乙双方契约平等、公共生活民主参与、国家制度宪政共和、国际交往大同博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健全人性和文明价值的根本否定和彻底败坏。正是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痼疾的持续发作，才有了秋风与现代人类社会的健全人性和文明价值背道而驰的以国为本而不是以人本的极端话语：“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因为中国没有灵魂。中国也不会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必以精神的自主为根本。这灵魂就是儒家。”

从作为辩论双方的袁伟时先生与秋风先生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常识的共同误读，可以充分体会到由《新青年》时代的北京大学师生胡适、钱玄同、鲁迅、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共同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方面所取得的正面成果，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张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