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屈 菡
“太阳出西落在了东，满天的月亮一颗星。种棵玉米长土豆，胡萝卜发芽长大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姚忠贤和徒弟杨珀表演的一段山东琴书《正反话》，把在场的观众都逗乐了。作为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一项主题活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徒同台展演”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当代艺术中心举行。从6月10日到15日，每天为观众呈现多台非遗项目演出。
师徒同台演出，是对非遗传承的鼓励和肯定，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很多传承人苦恼于后继乏人、技艺濒临失传。如何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以支持非遗传承，怎样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到非遗事业，并让他们沉静下来专心钻研，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传承人需要更多自主权
“谁都知道琴书好，但就是没人学。”说到传承，姚忠贤有些沮丧和担忧。姚忠贤有两个徒弟，大徒弟48岁，小徒弟也30多岁了。“琴书入门本来就难，既要会乐器又要会唱，唱的有味儿就更难。”姚忠贤说。回想起自己跟师傅所经受的磨炼，杨珀感慨：“能沉下心来学琴书，几十年不计荣辱成败的人几乎没有了。”如此，师徒相授的传承模式也难以持续了。
当地政府为了扶持琴书事业，曾先后下拨50万元用于该项目的发展和传承，并希望在3年之内看到新苗子，但现在看来情况不容乐观。
“造成这种现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传承人缺少自主权。”姚忠贤表示，地方政府虽然给了钱，也成立了传习所，但所有经费都在自己所在的院团，支配权和管理权归单位所有，从挑选学生到置办乐器都由单位负责，自己做不了主。
高投入须有回报
对于能够产业化运作的非遗项目，保护工作看似会容易得多，但实际情况也不尽如人意。
杭罗是杭州特有的一种传统丝织品，作为杭罗织造技艺的第四代传人，邵官兴在2008年成立了杭州福兴丝绸厂，用保留下来的20多台老织机，采用祖传的水织秘方进行纺织。
尽管如今品牌已经蜚声海内外，但邵官兴却苦于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学杭罗。“手要经常浸在泡蚕丝的水中，皴裂、发霉是常事，车间里环境不太好，多数年轻人呆不到3个月就走了。”邵官兴说，每年工厂要招100多人，最终能留下10个就很不错了。
为此，邵官兴希望用好待遇吸引年轻人，包吃、包住、上保险、工资高。这的确能够留住一些年轻人，但对企业而言，却增加了压力。“为了建造工厂，已经贷款2000多万元，如今每年的收益只够还贷款利息，心理压力非常大。”邵官兴说，他不敢松懈，更不能放弃。如果这个杭州地区唯一的杭罗厂关闭了，那这门技艺就永久失传了。
竹纸技艺的传承同样面临困境。该项目传承人庄富泉接受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便是：“销量一年比一年低了。”富阳竹纸是以嫩竹为原料生产的土纸，被称为“纸中上品”。用古法制造宣纸，需要72道工序、250多种工具。然而，一刀高端竹纸需要十几个人花费七八个小时生产，售价只能维持在2000元左右，无法再抬高。
为了养活工厂，庄富泉从1992年开始摸索机器制作宣纸，机械造纸档次低、价格便宜，但产量大、用工少，能赚得利润，庄富泉用这部分钱反哺手工制作。“手工技艺比机器的辛苦，就应该挣得多，只有这样才有年轻人肯学。”庄富泉说。
“业余”徒弟难能可贵
当旧有的生活模式渐行渐远之时，依附其上的文化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弱。“当年我爷爷可以凭凤凰纸扎养活一家十几口人，现在我们是绝对做不到了。”聂大勇说，精美巧妙的凤凰纸扎已经从逢年过节的必备品逐渐变成了墙上的工艺品。
聂大勇是随父亲聂方俊学习纸扎的，年近八旬的父亲至今还在做纸扎、带徒弟。“6个徒弟都有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学纸扎。他们有的是自己找上门的，有的是政府部门引荐并通过父亲挑选的。”聂大勇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现在即将退休，到时可以有更多时间花在纸扎上。
煤精雕刻技艺传承人程彬带的同样都是业余徒弟。煤精雕刻的特殊性在于原材料稀缺，这种在国内只产于抚顺西露天矿的煤精目前已经枯竭，煤矿也将面临封坑。程彬的10多个徒弟都是因为喜欢才学习煤精雕刻的。“不用每天围着师傅转，自己摸索到一定程度，师傅的一句话就把徒弟点透了。”程彬说。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技艺传承则是非遗保护的核心。为非遗传承提供制度支持，让“师徒同台”的薪火永远延续已是当务之急，今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遗传承就提出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为传承人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以及经费，以帮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同时，传承人也有义务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相信《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实施将成为一个契机，为非遗传承途径的拓展和提升提供保障，推动非遗传承迈出坚实而有力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