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湖北秭归被授予了“中国诗歌之乡”的称号，授牌的是中国诗歌学会。这牌子还能授得出去，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诗，文学的皇冠，一般认为，在大众层面，比文学死得更其彻底。然而，中国诗歌学会总算开辟了一块“诗性”的行为艺术天地，那就是授牌“中国诗歌之乡”。
这个牌牌还能授得出去，被授牌的地方还欢天喜地，乃至还要先行申报，可见“诗歌”毕竟还是金光灿灿的招幌。
这个牌牌已经授过多次了。网上可见，浙江新昌、安徽宿松、河南荥阳、湖南益阳都已获得了“中国诗歌之乡”的牌子。中国诗歌学会还授出过“中国诗人之乡”、“中国乡村诗歌之乡”、“中国诗书之乡”等牌子。
授牌当然要有理由的。秭归被授牌，因这里是屈原故里。海宁被授为“诗人之乡”，因为出过徐志摩。新昌呢，因为光唐代就有450多位诗人在这里写诗，包括李白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荥阳嘛，《诗经》的《郑风》、《小雅》等诸多篇幅描述了荥阳的风土人情。益阳，则是因为出版有《散文诗》杂志。综上，则一个地方出过诗人、被诗人写过、有诗人住过、有诗人归葬等等，都可以成为“中国诗歌之乡”。
由此，“中国诗歌之乡”的牌子，可以一直发下去。这也是一个提示，其实全国任何一个县级以上地方，只要热情高，都能够被授一个“中国诗歌之乡”或别的与诗有关的牌子，中国诗歌学会独家认定和制作。
这与其说是一个文化活动，不如说是中国诗歌学会的生意门道。
我看到资料说，2004年4月28日，中国诗歌学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宣告，为响应和贯彻中央关于文化“三下乡”的号召，向广大群众传递诗歌，树立诗人良好的社会形象，决定主办“中国诗歌万里行”大型文化工程。这个宏大的诗歌工程，是要“以市场化、产品化、产业化、集约化的形式”，实施“壹拾百千万”工程：打造一个品牌、创建十个基地、走进一百个城市、扶持一千个诗社、联系一万名作者。
授予这样那样的牌子，大概是“中国诗歌万里行”的成果。很多牌子，就是在万里行的过程中发出去的。“三下乡”、“万里行”的时代，诗歌终于前所未有地实现了“市场化、产品化、产业化、集约化”。
秭归县表示，要在获得“中国诗歌之乡”称号后，适时“打造中国首个‘诗人县’，让秭归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诗人朝圣之地”。竞争很激烈啊，“中国诗歌之乡”太多了，而且“诗人”怎样打造？“大跃进”时代有写诗比赛，小靳庄也有过赛诗会，难道诗和诗人像铁锹、锄头，可以批量生产？
授牌活动是中国诗歌学会与受牌地方的双赢。中国诗歌学会得以利用“国家级社会组织”和“诗歌”的招牌，获牌地方得以利用诗歌牌彰显文化和发展产业。这类似于中世纪教会发行“赎罪券”，“钱袋一响，灵魂飞升”。但市场化、产业化的诗牌发放将使诗在公众心里死得更快，而且死而不得超生，成为笑柄的代称。
曾记得，“全国牙防组”认可了不少产品，中国诗歌学会的授牌活动，与之有何不同？当然，据说“全国牙防组”是个山寨机构，中国诗歌学会却是正牌的社会组织。然而，若正牌的，做授牌认可的生意就可以，岂不是赎罪券好不好要看是不是正牌的教会在卖？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