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左二）、萧军与许广平、周海婴在鲁迅墓前
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萧红是现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
说她伟大，是因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始终体现了对穷人和妇女的弱势者群体的灵魂的皈依。她的善和爱、悲悯与同情是广大的，而且，这与她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专制性，以及社会不公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显示着一种人性的深度。当她以书写的方式表达着所有这些的时候，无视任何范式，而创造出了极具个人特质的自由的风格。在她的100余万字的文学遗产中，至少有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堪称经典之作。
可以比较一下在文学史上被认为一贯偏右的作家，如废名、沈从文，都是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废名是周作人的学生，习惯“用毛笔书写英文”；他的小说，在技术层面上，极力作出“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整合。封建宗法社会的中国农村在他的笔下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清简、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由于在认识上，他一直以原始的、野蛮的、强悍的力量为美，对民俗中的决斗、杀人等残酷的、血腥的行为不但不加谴责，反而加以赞美，这种力必多崇拜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作为一个作家的道德判断和道义力量。此外，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兼具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女性视角的运用，需要具备自觉的女性意识或女权意识。比如张爱玲，虽然在她的小说中，也有不少女主角，但是在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的淦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写作中，萧红大胆地打破传统的写实的方法，而采取一系列颇类现代主义的手法，主要表现在内倾的、断裂的、碎片化的处理上面。萧红无师自通，她没有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那里取得任何灵感，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把故事还给生活，把空间还给时间。本来，生活并不存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也不存在一条故事发展的因果链，而生活场景中的众多人物，所谓芸芸众生也并没有时时有着主角次角之分。生活是开敞的、多元的、无序的、庸常的、断片的。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并不像写实主义小说那般的将生活系统化和戏剧化，它们是反完整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生死场》第十章只有三行；《呼兰河传》每章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房间，而彼此间并没有廊庑相连。故事无中心，无主角，甚至于无情节。没有一个人物是支配性的，支配的力量惟在命运的逻辑本身。
小说家昆德拉说：“只有散文，才是生活的真实面孔。”萧红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她和那些沾沾自喜于编造故事的写手不同，为了赢得写作的自由，她必须摆脱情节一类沉重的外壳，抛弃那些过于显眼的手段，所有羁绊梦想的技艺性的东西。她让写作回归本原，让心灵和生活面对面呼吸、对话、吟唱。
成为两种不同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然而，早在抗战时，就有人批评说萧红的散文看不懂；也有人批评萧红的作品低沉、阴暗，与抗战无关。相关的文学史著作，除了把《生死场》当成萧红的代表作略加论述之外，她的《呼兰河传》和《马伯乐》长期得不到重视；《马伯乐》从发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长达四十年间，只有一篇评论。
《呼兰河传》出版之后几年，茅盾把小说的价值缩减为田园牧歌式的美文加以评论，强调作者的寂寞心态，看不到她的博大的爱，深锐的痛，无视作品的思想文化价值。相反，他寻找美的“病态”，“思想上的弱点”，批评小说在北方人民的生活那里，卸下了封建剥削和压迫，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样“两重的铁枷”。其实，这是很重的两顶“帽子”。他指出，萧红所以如此，是因为“感情富于理智”，被“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困，把自己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离开来。他批评萧红“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工农劳苦的群众中”。从茅盾的批评中可以看到，四十年代早期在延安，中期在重庆，后期在香港，以至五十年代以后多次政治运动中对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的简单粗暴的批判的阴影。
《生死场》之后，萧红已经成为一位具有鲜明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家。在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因为民族战争的兴起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政治代替文化，救亡代替启蒙，阶级性代替人性，宣传代替艺术，在这种语境的支配之下，萧红作品的价值不可能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教科书里，她书中的丰富的人性内容和非主流倾向被遮蔽了。
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较早地以比较文学的方法，描画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轮廓，让长期局限在密室里的学院人物开了眼界；书中把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间受到冷遇和打击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发掘出来，置于显赫的地位，尤其迎合“拨乱反正”时期的人们的接受心态。实际上，夏志清虽然在某些方面纠正了大陆文学史的流弊，却仍然逃不掉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支配，譬如对鲁迅，以及其他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的贬抑，便非常明显。对于萧红，夏著在洋洋数十万言中，评价的文字只有一行：“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高。”夏著进入大陆以后，是被大批的学院中人奉为文学史的圭臬的。加以九十年代，“告别革命”论成了时髦，于是，三四十年间凡是与“鲁迅”、“左翼”或“革命”相关的作家和作品，普遍受到轻视，便成了势所必至的事。
就这样，萧红成了前后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在卡夫卡的文学词汇中，有一个他最喜欢使用的语词，就是“弱势”。他从语言、政治和群体方面进行定义，并且强调说：“弱势乃是一种光荣，因为弱势对于任何文学都意味着革命。”萧红的文学，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场域中，无疑是弱势文学。她既倾情歌哭社会底层的群体命运，却又执意暴露其中的黑暗和愚昧；而且，她是那般恣意地表现自我的个性、思想和情感，而所有这些，又不是属于廊庙、山林、经院、书斋、闺阁，而是属于荒野的、泥土的。
弱势文学的革命性，它的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人道主义与自由。这是最高的，因而也是最为稀有的文学品质。
（本文选自林贤治编《萧红十年集》一书序言，有删节，文中小标题为本报编辑所拟）
林贤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