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
□马啟亮
得益于亚运会的举办，广州市区内很多景点都被修葺一新。我较感兴趣的是城隍庙与小北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州“城”的历史，装饰着这座城市的门面。
广州城墙在宋代之前的具体范围，文献语焉不详，考古发掘亦未深入。例如，南越国城墙与其后的三国步骘城，相互间是否有沿用，后者有否在前者基础上扩建；唐代西城及蕃坊范围如何；南汉时是否因成为都城而大规模扩建城墙，其具体范围如何，等等问题，都有待考古工作进一步深入，与历史文献的进一步稽考去解答。北宋，建子城、东城、西城三城，其范围已大致能考究清楚。至于明代与清代的城墙，基本是一个系统，中途历经数次扩建，直至民国初年拆毁，是广州最晚近的城墙，也是广州历代城墙规模最大者。其中的小北门，亦诞生于此时。
明初城墙北扩，从宋代的豪贤路－越华路扩展到越秀北路－越秀山－盘福路一线。北城墙以镇海楼为中心，其东面有小北门，西面有大北门。小北门位于今小北路与越秀北路交界处，即小北花圈的十字路口；小北路穿城门而出城，即城门与小北路垂直，而与越秀北路－镇海路（今越秀公园内）在同一线上。今日重修的小北门，实际上变成了与越秀北路垂直，与小北路在同一线上，偏离了90度。这也可以理解，因为重修的小北门是建在越秀公园东门基础上的，这样既装饰了公园东门的门面，又实现了古城门重建之举，可谓一举两得。只是大家最好能知道，此小北门与历史上的小北城门，实际上略有偏移。
小北门旁侧还有仿古城墙的“宽兜巷”；而在新城门的不远处，越秀公园的深处，旧城墙不同程度的保留着。
有城墙则必有城隍。城隍伴随着城市而生，都城、州府、县各级政治中心，多有城隍。城隍分担了地方官的部分功能，在信仰层面（广义上属道教系统）对治下百姓以庇护。广州的城隍庙，实则在清雍正间已由府城隍庙升格为“都城隍庙”，为广东最高城隍，俨然将广州作为广东“首都”而看待，而与京师都城隍庙一个级别了。据我所知，仅北京、西安、广州的城隍为都城隍。北京是首都自不用说；西安是历史上重要都城，级别高也很正常；唯独广州，一个府城、省会级别，却拥有都城级别的城隍，亦可见广东或说岭南在全国的地位，以及岭南长期潜伏的一种“独立意识”，即区域化、地方化的痕迹在岭南非常明显，自成一格。庙内的三个城隍爷，居中的主神乃南汉开国皇帝刘；在主神的左右两侧，是明代名宦海瑞及杨淑山，二者皆未在粤做过地方官，但均以清廉正直著称，都是中央大官。不用广州府或广东省的著名地方官，而选用地方割据政权的帝王做主神、用中央大官做副神，可见其受“独立”意识的影响，并向都城等级看齐了。
这种“独立”的意识延伸到后代，其实是一种“自主”的精神。例如，广州的事务广州人做主，政治上并不那么的随大流；总要提出一点反对声音，捍卫地方或个人的利益，等等。惟其如此，在清末民初这个大变局中，广东一隅才会涌现如此之多的救国志士、革命先驱；亦惟其如此，在举办亚运会的今日，广州人才那么敢于提出一些反对批评的声音。粤人不好政术，但爱政治权利，就体现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