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十年代，我学着写相声，为此和侯宝林时时交往，也由此参加全国相声创作会议和全国相声表演竞赛的评选。我们虽也不时聚饮，但非只酒肉之交，总要谈些艺术上的，也是业务上的事。他不是一般相声表演家，还热衷于艺术理论和相声创作，几年来曾和几位教授合作，写过几本有学术价值的书出版，在这方面我和他有同好，还合作过一段相声。因此，相逢时话就多了。有一天，他提起幽默的理论问题，我自然感兴趣，约他和李滨声一起来我家，谈了一个上午，不得要领，促使我开始翻书查阅，并结合我自己创作心得写有关幽默理论的研讨文章。写成就先给他看，请他指点。1983年写出第一篇几万字的论文，投寄一家杂志发表。杂志编辑看了，要作大删改，还想删去其中一些论述。我告诉侯宝林，他听了很生气，说：“一个字也不能改！”文章原样登出，但只登前面七千字，后面不再登了。从1984年开始，为幽默理论问题，我写了六本书，已出版五本。这是侯宝林交托我的工作，使我最怀念他的，首先是这一件。
侯宝林很苦，因家贫养不活他，送给别人养大的，不知亲生父母。收养他的那家也穷，他没有受教育的条件，只读过三个月小学，他曾向我说，他是“解放后扫的盲”。但他勤学，后来不但能写，还曾向我介绍《优语录》中的一些故事，这《优语录》是用文言写的。他和几位教授合写的几部有学术价值的书，其中许多见解自然是他的，他多次向我提到过。他的好学，表现最明显的是他的好问。好像什么都想知道，不知道就问。别人也喜欢接近他，许多学者文人，尤其是老舍、吴晓铃、罗常培等，对他帮助很多，这是从他说话和报刊文章里可知的。我在他家，常听他谈到书、画、木器、钱币、陶瓷中的学识，自然都是学来问来的。相声演员称“钱”为“杵”。问到他，他说：“不对，应该是“楮”，楮树皮是造纸的原料，过去钱庄印的银票就用这纸。”我想，这也是他问来的。有一次，人民日报派我向他采访。我把录音照抄下来，交给文艺部。作为侯宝林写的“答读者问”文章发表。编辑将其中可删的细节删去，剩下的还是他说的原话，一看就是很通顺简捷的一篇白话文章。他平时说话就很讲究语法、修辞。有一天谈起相声和漫画的关系，他略一思索就说：“相声是有声的漫画，是立体漫画；漫画是无声的相声，是平面的相声。”对相声艺术以及表演上的要求，他用四句十六个字来概括：“恰到好处，留有余地，宁可不够，不要过头。”这是他精心思考过的艺术实践经验总结，有精辟之见的，细想会理解。相声是语言艺术表演，语言正是他着力研究的课题，确实是很下苦功的，难怪北京大学聘请他任语言学兼职教授。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处处留心的人。我常和他骑车外出，到什么地方去，怎么走法，顺哪几条路走最近便，他清楚得很。有一次和他在上海同住宾馆，他就教我打蚊子的方法，连屋顶上停住的蚊子也被他打了下来。常见他和商店或看门的老人闲谈，谈得入港，那是他想从谈话中了解人、了解生活的一种方法。对相声艺术他很严格认真，说话也直率，有的年轻演员就怕他。他对那种不正当的表演很厌恶，常说：艺术一定要讲究美，要给人以美的感受，也许正是因此使他提出研究幽默的原因。我曾请他谈几年来整理传统相声的经过，约好每天上午去他家。我带着两个录音机和他的表演录音带去。十分可惜的是，只去了不到十天，后来他不幸患病不治，半途而废！
我国传统相声是贫苦艺人谋生的一种技艺，只有新中国建立后，在以侯宝林为首的一批老相声演员整理修改并创作一些新段子之后，才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完整的幽默表演艺术形式。特别是侯宝林表演的许多相声段子，不仅在国内脍炙人口，同样享誉国外。我几次进侯家，就见过成批外国客人―――日本的，印度的，加拿大的―――向他讨教。侯宝林去世了，现在的市场已见不到侯宝林表演艺术的录像光盘。多么希望能有更多深爱艺术并有条件出力保留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人，为抢救现存的一大批珍贵的艺术表演作出贡献！
《人民日报》 (2001年08月24日第九版)
（责任编辑：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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