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想是否鲜活，不能只看他所处的年代。王充的思想，恐怕有许多生活在现代的人还望尘莫及。他对孔圣人的态度，我以为就很“现代”。王充认为，即使是圣贤，也会有过失。圣贤经过反复思考写下的文章，“尚未可谓尽得实”，何况“仓猝吐言”，哪能句句是真理；即使圣贤说的都对，不多问几个为什么，又怎么能知道对在哪里？因此，他责问那些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而“不知难问”的“世儒学者”：“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也因此，便一直有人以为王充是“离经叛道”的反孔派，其实，王充反对的只是那种“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的学风，他不是孔夫子的“凡是”派，而这，恰恰正是至今尚须大力提倡的“学问之法”。
似乎也一直都有这样的误解，以为鲁迅与孔夫子以及儒家的思想势不两立。鲁迅还是孔子，乃是一个两难抉择：选择了鲁迅，就势必反孔；选择了孔子，也就必定要排斥鲁迅。这两种倾向，尤其在祭孔、读经业已成为新的时尚的今天，还表现得格外明显。然而，倘能平心静气地检视鲁迅的所有著述，则不难发现，鲁迅的“反孔”，只在这样两个层面。其一，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你越是要把孔子说成是句句是真理的圣人，他才越要找出孔子的破绽；其二，他反对把孔子当作“敲门砖”，借尊孔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至于孔子所倡导的却未必真想去实行。也就是说，鲁迅反对的，只是出于权势者的目的而被挂满了各种光环的那一个令人厌恶的偶像，以及被专门用来对付别人的儒家教条与戒律，对于作为一个古代学者的孔子本身以及儒家的思想，他从未一概否定。比如说，鲁迅称颂“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尽管也顺便指出了孔子使人“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的狡黠；鲁迅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为“中国的脊梁”，此中即含有对儒家价值取向的某种认同，他整理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所记载的先贤，有不少还是当时的大儒，《会稽记》的作者贺循就是东晋时的一代儒宗。
回头再说说鲁迅与王充。我注意到这样两个细节。其一，鲁迅早年校辑虞预《会稽典录》，遇到“上虞孟英三世死义”，即引王充的《论衡·齐世篇》所云为之作注，可见他对《论衡》之熟悉；其二，鲁迅为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开的书单，共计１２种书中就有王充的《论衡》，可见他对《论衡》之推崇。至于本文以上所述，则更可见鲁迅与王充在思想上大有相似相通甚至是一脉相承之处。然而，鲁迅并未言必称王充。读遍《鲁迅全集》，能看到他提到王充的恐怕只有《女吊》中的一处，说是“看王充的《论衡》，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鲁迅很可能从王充那边吸取过思想的养分，但他只想把王充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资料，不想把自己的大脑变成王充及其《论衡》的跑马场，更没有以王充的是非为是非，或把王充当作自己的敲门砖。从这一点上说，他对孔子和敢于“问孔”的王充可谓一视同仁。王充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反对偶像崇拜的一个先驱，但鲁迅没有把他当作新的偶像。
鲁迅也讨厌别人把他当作偶像。生前把他当作偶像的，例如所谓“思想界的权威”云云，他早已敬谢不敏；至于在他身后可能把他当偶像的，他也预选了一个相当合适的字眼，叫做“谬托知己”。
《人民日报》 (2006-10-17 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