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近影。
人民网记者 施芳摄
“这些善本终于重见世人了。”带着一脸欣慰的笑容，任继愈先生徜徉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展的展厅里。年近90高龄的先生一个月前刚从馆长的任上退下来，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当了20年馆长，这里的每部珍藏似乎都融进了他的身心。
“哲学的性格在于寻根问底”
先生从哲学研究起家，我的访谈也由此切入：“为什么会研究哲学？”先生说，因为喜欢抽象的问题，而“哲学的性格恰恰在于寻根问底，打破砂锅问到底”，探究“人活着为什么”、“社会发展到哪里去”等抽象的问题。当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
对大学时光，先生充满感情，他说三年级时的一次长途跋涉奠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那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南迁。任继愈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这次旅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决定穷极一生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人已进耄耋之年，先生依旧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打破“中国无宗教”的观点
先生告诉我，研究中国哲学史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投身宗教研究则是历史的机缘。
1963年冬天，周恩来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14个研究所。毛泽东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这个批示，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认为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上个世纪80年代，他提出了“儒教即宗教”，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在《从儒家到儒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中，任继愈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其学说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的流行观点，触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
“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
任老的性格似乎就像哲学的性格，穷追不舍，一个问题解决了，又去探究新的问题，克服一个不圆满又会生出新的不圆满，追求无止境。
除了研究哲学与宗教，古籍整理是先生近年投入精力最多的事。由他主编的107册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任继愈认为，“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像《中华大藏经》的底本《赵城金藏》本来深藏在图书馆里，保存得很好，读者看不到，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大家就能用了。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先生多年孜孜以求，却每每感叹后继乏人：“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比较现实，全然不考虑理想，不考虑有没有兴趣。”谈到“年轻人不愿意开荒，只愿意收获”的态度时，他奉劝说，“做学问需要亲自动手去实践，否则记不牢搞不懂。一桶水，光取不添，会干涸。个人对于集体，如果只讲索取，不讲回报，或者索取得多回报得少，集体就没有发展。”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22日 第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