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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鲁迅在世 会看陈凯歌的《梅兰芳》吗?

2008年12月15日 09:15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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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欣赏:鲁迅先生与京剧大师梅兰芳之间的过节

鲁迅和梅兰芳,这两位,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顶尖级人物。地球人也都知道,他们二位有过节。

鲁迅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梅兰芳则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建国后,担任过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主席和中国文联的副主席。据报载,鲁迅与梅兰芳生前除了1933年在上海共同出席过一次欢迎英国文豪萧伯纳的聚会外,并未有过深的接触与交往。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纪念鲁迅生辰和忌辰的活动中,作为全国文联副主席的梅兰芳不仅从不讲话,而且很少出席,即便勉强来了,也往往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梅兰芳对鲁迅如此反感,皆缘于鲁迅生前对京剧及梅兰芳个人不留情面的批评、挖苦和讽刺。

五四时代,鲁迅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都对京剧作出过激烈的批评。不同的是,鲁迅主张对京剧这些旧东西“彻底扫荡”,胡适则主张“改良”,真正的“小骂大帮忙”。所以,鲁迅成了梅兰梅的“死对头”;胡适则成了梅的朋友,二人多有应酬。胡适出国或回国,梅甚至到机场送迎。

鲁迅在世时,写过多篇文章批评梅兰芳,几乎用的是冷嘲热讽的口吻。1934年11月5、6两日,鲁迅化名“张沛”在《中华时报·动向》上又发表了《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上篇中说:“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士大夫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地《天女散花》,扭扭地《黛玉葬花》,先前都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然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

后来,梅兰芳知道了“张沛”就是鲁迅,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建国后,鲁迅的地位如日中天,所以每逢鲁迅逝世纪念日,梅兰芳只能用消极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鲁迅不喜欢京剧,属于个人爱好。以他的个性,当然会直抒胸臆,不加掩饰。不喜欢梅兰芳,则是传统文化价值观使然。

这要从京剧的起源说起。若把清朝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江南久享盛名的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进京考证为京剧的元年的话,第一代京剧演员的成熟和被承认,大约是清道光二十年以后到咸丰末年(即1840年至1860年间)的事情。

京剧首先是为上层社会达官贵人服务的产物,后来才在民间流传。京剧的发展还和一个难以启齿的名字剪不断理还乱。这个名字叫“相公堂子”。说白了,京剧就是封建社会的“三陪”产物。

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有这么一个细节:少年梅兰芳出场不久,就被其表兄朱慧芳拉去陪酒,妩媚的表兄一屁股就坐在了那位二爷的大腿上,让梅兰芳照学,得了梅兰芳一耳光。

电影喧染了梅兰芳“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或许是违背史实的。真正的梅兰芳同当时的许多京剧男艺人一样,也难逃那个时代烙下的“相公堂子”印。

晚清时期,戏子陪酒是戏子伶人的一个特有现象,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相公堂子”。相公堂子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私人科班(科班即戏曲学校),学戏之余,还要陪酒陪客,侑觴媚寢,有娱乐业的性质。这是清末男风鼎盛的一种表现。梅兰芳的爷爷梅巧玲就办有“景和堂”,后来很多名角都有自己的堂子,比如伶界大王谭鑫培的“英秀堂”(谭鑫培的号“英秀”即从此来)。梅兰芳本人是在朱小芬(梅巧玲弟子朱霭云之子、梅兰芳的姐夫)的“云和堂”。当时与梅一起就学就有他姐夫的弟弟朱幼芬、表兄王蕙芳,梅王两人被誉为“双璧”,当时有“兰蕙齐芳”之说。

许多后人为尊者讳的缘故,很少提及这类相公堂子的事实。这也是后来从梅迷到官方记载都极力抹杀的一点。根据民国闻人包天笑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续编》中回忆,在1917-1918年间,他计划以梅兰芳为原型撰写历史小说《留芳记》,消息传开后,多人劝诫他收笔,《申报》主笔赵叔雍说:“畹华的为人,真如出污泥而不染,你先生也赏识他、呵护他的,关于云和堂的事,大家以为不提为好,免成白圭之玷。”

作家肖复兴曾专门撰写过关于“八大胡同”的文章。肖先生说:“那时候,戏班子住的地方,被叫做“大下处”,和末等妓院被称为“下处”相比,只不过多了一个“大”字而已。说明那时候戏子地位的低下,娼优是并列在一起的,而且优还排在了娼的后面。在相公花繁事盛的进程中,乾隆带四大徽班进京,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大徽班住进了八大胡同,一般都将自己的私寓命名为堂,比如梅兰芳祖父梅巧玲的景和堂、程长庚的四箴堂、朱小芬的云和堂、徐小香的闻德堂、谭鑫培的英秀堂、时小福的绮春堂、余紫云的胜春堂、刘赶三的保身堂。众多的“堂”中有的逐渐演变为“堂子”,和八大胡同原有的相公堂子相辅相成。于是,“逛堂子”和“逛胡同”,成为那时的流行语。”

肖先生还认为:“到了清代,八大胡同的最初兴盛,首先得益于相公,而不是得益于妓女。妓女真正占领了八大胡同并成为八大胡同的主角,是光绪中期之后的事情了。那时对于嫖妓的惩罚,拘留十来天,罚金几块钱,已经是流于形式,形同虚设。法律的松动,政策的调整风尚的变化,供需关系的市场自然法则,让八大胡同渐渐成为了妓女的天下。”

种种史料表明,后人是为了照顾梅兰芳的面子,才不提梅兰芳出身“相公堂子”的事。

鲁迅和梅兰芳是同时代的人,对梅的底细是一览无遗。从骨子里说,鲁迅是恪守传统文化道德的文人,他怎么包容,也无法做到“包容”一个做过“相公”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恨屋及乌,这就注定鲁迅从骨子里瞧不起梅兰芳,瞧不起京剧。

后来,一些人把京剧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把梅兰芳先生也捧上了天。鲁迅就更加反感,一有机会,就作文给予无情的讥讽。

一讲鲁迅的文章,许多人认为是“骂”,这是不确的。窃以为,鲁迅批评梅兰芳的时候,还是留了情面的,也比较含畜,没有去进行人身攻击,极尽揭别人老底为能事。

鲁迅先生若在世,会不会掏腰包卖票进去看《梅兰芳》呢?依鲁迅先生的个性,是不屑一顾的;但也很有可能去看。因为要写批评京剧的文字,没有“第一手材料”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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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梅兰芳 鲁迅 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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