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早已有之,据出土文物考证,早在史前,吴越一带就有类似的祭祀活动。后来,相沿成习,渐渐遍及全国各地。为什么进入初夏的这个节日,能够盛行不衰,除了后来附会于这个节日的传说故事,如屈原、伍子胥外,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于大自然的认识逐步深化所致,才出现这种以追求健康生活为主旨的群体活动。
据徐珂《清稗类钞》的《时令》篇:“京师谚曰:‘善正月,恶五月。’”善和恶,说明京师百姓认为季节的变化,气温的高低,对于环境所产生的作用,非同小可。因为大地回春,万物萌生的同时,传播疾病的蚊蝇,伤害人畜的虫虺,肆虐街坊的鼠鼬,横行草丛的蛇蝎,也会大量地繁殖孳生,势必影响到人类的正常生活,这大概便是京师人认为“善正月,恶五月”的原因所在了。
北京的春节前后,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家等于生活在冰箱里,食物、饮水、起居、行止,在低温状态下,安全系数较高,故曰善。而到了端午节,北京开始入夏,第一因多雨而潮湿,第二因高温而燠热,这是最适宜病毒、细菌、微生物、寄生虫的生存环境,故曰恶。于是,时疫之流行,瘟病之传染,便是可想而知的事情。这几年间,SARS也好,甲型H1N1也好,都发生在春夏之交,即是例证。因此,没有任何防范能力的古代社会里,进入炎夏之前,人们选一个日子,搞一下个人和环境卫生,并约定俗成,成为制度。古称五月为毒月,五日为恶日,那么就在这天,全民讲卫生,实在是大有必要的。
据清人顾禄记述苏州风土的杂著《清嘉录》,以月为序,以节令为题,谈到《端五》这个节日时,也着墨于讲究个人卫生,提倡清洁环境,丝毫不涉及这个节日的古老传说。其实,苏州与伍员的因缘至大,一直到今天,系他建造,以他命名的胥门尚存,为市区繁华所在,可顾禄文中只字未提这个节日与伍子胥的关系。而是着重于“五日,俗称端五。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妇女簪艾叶、榴花,号为‘端五景’。药市、酒肆,馈遗主顾,则各以其所有雄黄、芷术、酒糟等品。”又说:“端午,簪榴花、艾叶以辟邪”,“医家亦以雄黄、衣香送于常所往来之家。家买葵榴、蒲艾,储之堂中”。菖蒲和艾草,都是芬芳类植物,具有祛虫杀菌的效能,所以古人都要在这一天储存这类草本植物,用来防病抗毒。在古籍《夏小正》这部书里,也有“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的说法。
《清嘉录》中的《雄黄酒》一节,更写出了端午节的要义,压根儿就是大搞环境卫生,进行消毒除害的清洁运动了。“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以饮,谓之‘雄黄酒’。又以余酒染小儿额及手足心,随洒墙壁间,以祛毒虫。蔡云《吴歈》诗云:‘秤锤粽子满盘堆,好侑雄黄入酒杯,余沥尚堪祛五毒,乱涂儿额噀墙隈。’”虽然,雄黄,即硫化砷,也就是砒霜,为有毒的矿石药,绝对不可饮用。但在科学不发达,医学不先进的古代社会里,人们为了辟虫避瘟,消毒驱邪,敢于使用雄黄,也说明老百姓求洁净之意,讲卫生之心,是如何关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