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冼莉 ◎文/李云雷
◆简介
陈集益：1973年生，浙江省金华市吴村人。现居北京。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0年发表小说处女作。迄今已在《十月》、《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天涯》、《山花》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70万字。2009年获《十月》新锐人物奖。2010年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奖。2011年出版中篇小说集《野猪场》。
◆印象
向童年与故乡复仇
陈集益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他好像总是在保持羞涩的礼貌与距离，但是透过他的眼睛，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内心中隐藏着另外一个世界，只是这个世界很少轻易向人敞开，只有在他的小说中，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恣肆、躁动与诗意。那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那段艰难困苦的打工生活，以及在城市里漂泊无依的心路历程，让这个敏感自尊的年轻人成为了一个作家，他写下了自己的观察与感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侧影。
陈集益小说中的童年与故乡是令人惊讶的，在他的笔下，我们看不到温情脉脉的回忆与怀旧，对他来说，那或许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只有在与乡村、与记忆拉开足够远的距离之后，人们才能以审美的眼光打量旧日的世界，如沈从文、萧红等作家所呈现的那样，但是对陈集益来说，乡村的记忆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仍然与他血肉相连，那些记忆中的人与事仍然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仍然在时时噬咬着他的心。他的写作既是一种呈现，也是一种“复仇”，是他试图摆脱精神创伤的努力与挣扎。于是在他小说中呈现出来的便是一个充满着压抑、残酷、疯狂氛围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真实”的往事，也是作者写作时心境的投影，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贫穷与闭塞，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可以看到不断变得疯狂的一个个人，可以看到无奈的“父亲”和处于困境中的“母亲”，以及年幼无知的“我”……那是童年与故乡的另一面，不同于那些美丽的幻象，陈集益让我们看到了近乎残酷的真实，这既是一种批判，也是一种挣脱的努力。
“父亲”是陈集益小说集中关注的话题，《洪水、跳蚤》、《离开牛栏的日子》、《城门洞开》三篇小说中的“父亲”都不相同，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审父意识”。如果说小说中的“我”在面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时只能忍耐或伺机反抗，那么作为叙述者的“我”则以讲述故事的方式对“父亲”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这既是一种回顾，也是一种告别。作为子一代的“我”必将告别父辈的生活方式，寻找新的道路。但是展现在“我”面前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在《野猪场》、《吴村野人》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子一代”的努力，无论是“我”与朋友开办养猪场进行创业，还是“哥哥”以野人为噱头开发旅游，最后都逐渐走入了近乎荒诞的结局。尽管时代已经是“我们”的时代，但是“我们”也并没有比父辈做得更好。在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小山村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世态人情在新时代中发生了新的变化、组合与扭曲。陈集益以荒诞与隐喻的方式将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疯狂与无理性。
无论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陈集益的作品都展示了一个躁动不安的世界，它是这个时代隐秘的真实与痛楚，在飞速发展的繁荣表象中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不过一旦停下脚步凝神细看，就可以发现，这个世界就在我们身边，并非只有陈集益敏感的眼睛才能看到。
◆访谈
■写作，是从宣泄内心的压抑开始的。它引领我从狭隘的愤世嫉俗走向更广阔的悲天悯人
李云雷：你的人生经历颇为曲折，高考落榜，曾在浙江、深圳等地打过工，现在在北京主要以写作为职业，那么你是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文学在你人生中是一个什么位置？
陈集益：我的人生曲折谈不上。但是作为一个户口仍在农村、曾经四处打工的人，后来却从事了写作这个行当，或许有点不务正业之感。关于我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曾经在《插在地上的刀子》这篇文章里做了详尽描述。大致情况是，高考落榜后，我在一些私营企业做过许多工作。直到1998年因偶然机会，第一次接触作家与文学，开始练笔。2000年开始写小说。2002年，因为对写作的狂热与不切实际的幻想，来到北京。此后，做过几年环保杂志编辑。2007年有幸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结业后写到现在。这几年一直在写，主要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儿童文学作家英娃的一些理解和支持。否则早就难以为继。所以我无法将写作当作职业，以后还要去找点别的事情做做。
至于文学在我人生中的位置，是分阶段的。纵观我的写作，是从宣泄内心的压抑开始的。最初它类似嚎叫，不计后果。后来，写作慢慢变成一种爱好，一种需要，当然也是一种追求。它引领我从狭隘的愤世嫉俗走向更广阔的悲天悯人。我已经离不开它。
李云雷：在你的小说中，经常写到故乡与童年，但是与很多作家温暖怀旧的笔调不同，在你笔下呈现出来的童年是黯淡、压抑甚至是残酷的，像《往事与投影》中充满了疯狂、暴力与死亡，《洪水、跳蚤》中也充满了躁动与不安，无能的父亲，畸形的情感，跳来跳去的跳蚤，构成了一幅阴冷的画面，我想这些对童年的记忆既是一种隐喻性的描述，可能也包括了你写作时压抑情绪的投射以及你的某些真实记忆。
陈集益：是的，我的小说主要写乡村。往小里说，是为了记录一个人的成长。往大里说，是为了写下我所经历的时代。
《往事与投影》是我早期的重要作品。我常常怀念写这篇小说时的感觉，写作让我处于癫狂的状态。我写了一个“70后”的童年、少年，童年的记忆与历史的投影，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生机勃勃的现实重叠在一起，展示了一幅奇异诡谲的生活图卷。不仅仅是一个江南农村在时代大背景下的变迁，而更多的是那种状态下的一个个血肉生命。我想借这篇小说阐述“疯狂与暴力”产生的原因，也想强调它的延续。
同样来自记忆的召唤，接下来我写了“父亲”系列小说。《洪水、跳蚤》是其中一篇。它同样写大时代背景下人的生存。小说中的父亲并非无能，而是无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被“洪水”卷走，而后只能在疾病的困扰下苟且偷生，直到妻子要改嫁他人，他假借与跳蚤比赛“绝食”，在孩子的哭喊中死去。
这部分小说的基调，的确是有些压抑、黯淡的，我想这跟我本人的成长环境、时代背景，还有写作时的心境都有一定关系。我家里很穷，村子是封闭的，因为通往山外的道路被巨大的水库阻拦。我到十岁才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坐汽车去读高中。而且我们村里疯子很多。在我的童年，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想不开，自杀或者发疯，是经常的事。除了疯子，村里还生活着许多性情古怪的半老头子。这些奇奇怪怪的人，构成了我童年最重要的记忆。
另外，这部分小说之所以采用“追忆”的写法，一是出于讲述故事的习惯，好比我们小时候习惯的“很久很久以前……”。二是经过时间过滤后积淀下来的人与事，似乎更具有传奇色彩。三是我认为一个作家对记忆的忠实，要比对史料的忠实更重要。打个比方，我们小时候吃过的糖在记忆中是那么甜，去外婆家的路是那么遥远，今天再吃同样的糖走同样的路，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也说明，记忆要比客观事实更具有文学价值。
■吴村于我，不是地狱更不是什么乐园，农民这个身份不怎么光荣，但是也不那么低贱
李云雷：“父亲系列”是你小说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洪水、跳蚤》、《离开牛栏的日子》、《城门洞开》三个中篇描述了三个不同的父亲，个性都很鲜明，也是不同时期的父亲。在你看来，“父亲”意味着什么，你为什么会倾心于“父亲”的书写？
陈集益：父亲，是与我们的成长关系最密切的人，也是引导我们走向社会的人。他是一个家庭与社会的纽带，社会生活可以通过他反映在家庭生活上。这是我反复书写“父亲”这个形象的原因之一。另外，比起母亲，我们对父亲的感情总要复杂得多，对母亲的爱是纯粹的爱，对父亲的爱中往往掺杂着崇拜、叛逆、对抗，甚至恨。这种难以说清的感情，也是我写了一个又一个“父亲”的原因。
诚如你所说，三个中篇小说塑造了三个性格鲜明、不同时期的父亲，这里面有对父辈在历史进程中命运变化的思考，同时也构成了他的儿子（即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评论家吴秉杰曾提到“父亲系列”，其中有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他说：“如何看待父亲，也就是如何看待历史……因为在这里，母亲不仅代表着人性中健康的本能、未被扭曲的良知，也隐含着我们悠久朴素的传统。而父亲的形象，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历史。”我乐于承认他的观点。
李云雷：在你的小说中，“吴村”是个挥之不去的存在，你几乎所有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故事都发生在“吴村”，“吴村”可以说是你的家乡在文学中的投影，也是你写作的根据地。
陈集益：吴村是我的出生地，是我最初认识世界的窗口。作为这个村的村民，那里还有我的承包山、责任田和自留地。我熟悉吴村的每一棵树每一个人每一块土地的名字。知道这个人物的父母是谁，他是怎么长大的，知道哪块地被水淹过，以前种过什么。我要求自己每写一篇与吴村有关的小说，投入的感情必须是真实的、真诚的。这或许是我与那些自称是农民、其实根本就不是农民的作家，最根本的区别。吴村于我，不是地狱更不是什么乐园，农民这个身份不怎么光荣，但是也不那么低贱。我忠实于我的记忆，也忠实于我的身份。说得实在一些，我用这样一个现实中的村庄来代表中国的农村，是一种偷懒。说得玄乎一点，大概能扯到福克纳的那个“约克纳帕塔法县”。在这个“一张邮票大的地方”，有恶人好人，有傻瓜疯子，有叛徒和聪明人，有人性的复杂性。可以说，它是社会的缩影。
李云雷：在你的短篇小说中，我觉得《新地主》很有意思，小说描写一个人试图恢复昔日地主的生活方式：妻妾成群，丫环，长工，短工，拥有高宅大院和土地、山林。但同时，他的生活理想又与土改以来的历史与土地制度纠结在一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觉得小说有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不知你对这一问题有何思考？
陈集益：这篇小说写于2006年，是我写得最幽默的小说了。灵感来自于我对爷爷的回忆。据爷爷说，在他小时候我家拥有田地山林数百亩，后来曾祖父因赌博卖掉了不少，至解放前我家虽不再是地主，但还拥有不少土地。土改之后，终于连这最后的土地也被瓜分了。爷爷活着时，只对他的子孙说两种话：一种是骂他的父亲（即我的曾祖父）是“败家子”；一种是告诉我们，村里哪些土地原本是属于我们家的。爷爷那种对“我们家”的土地的怀念，一直埋在我的心中。我能感觉到爷爷的惆怅，年复一年。
“爷爷，那就让我来帮你实现这个做地主的愿望吧！”我怀着这样朴实的心理开始动笔，写到结尾时，我终于明白在这片土地上，所谓的“新地主”除了流氓地痞暴发户，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干部。于是在小说的结尾我这样写道：“他们此刻正睡在五张我非常熟悉的龙凤大床上……”而将“我”排挤在黑暗中。
写这篇小说时，“强拆”现象还不普遍，至少我没听说，可是这两年，我看到、听到了太多“新地主”的故事，他们权钱勾结，将原住居民驱赶，将他们的家园夷为平地，使得失去土地的人们“客死故乡”。如果说“现实要比想象还要荒唐”的话，这篇小说就是个例证。
■这是一代感到痛的时候不敢喊出来的作家，感到窒息时不敢寻找一口呼吸的作家
李云雷：你描述城市生活题材的作品，如《恐怖症男人》、《和抑郁症患者在一起》、《蛋》、《告别演出》等，对城市中一些边缘人有颇为精彩的刻画，你为什么选择诸如患恐怖症、抑郁症的人作为关注的对象？
陈集益：我不喜欢城市，又待在城市。我想回到家乡，也越来越难，因为种地比清贫的写作还不如。我不知不觉成了一个“漂泊者”。我生活在一个别人的城市里，从来不曾感觉它与我有关。
在城市，焦虑无时无刻不折磨着我。在城市，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让我感到安全、可靠的东西。比如你提到的《恐怖症男人》里面那个躲在箱子里生活的人，不如说是我来北京以后那种惶惶不安、担惊受怕的处境的真实再现。《蛋》里面那个因为过度焦虑导致便秘，最后因为便秘产下一颗蛋的家伙，当他怀揣他的蛋，试图把它换成钱改善生活境遇的念头，不如说是像我这样的“北漂”内心普遍存在的幻想。
城市题材的小说我写的不多，却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荒诞写法。与我记忆中黯淡如黑白电影的吴村相比，城市让我感觉到的是飘移不定、光怪陆离。城市就是梦魇。
李云雷：作为一个70后作家，你对这一代作家的现实处境与写作的可能性，有什么样的思考？
陈集益：谈到70后作家，我觉得写得好的、成熟的，还是很多的。有一些已经获得了很多的荣誉，进入文坛的主流。所以我倒没有那种感觉，说这一代作家很不幸，被遮蔽了。因为当作家不像当影视明星，不可能弄得路人皆知。如果说，60后、80后作家要比夹在中间的70后作家要红，那么当年的卫慧、棉棉她们也红过一阵。所以，没赶上趟儿的70后作家还想集体再红一次，希望很渺茫。
至于这一代作家今后写作的可能性，我想，依然会是这样：有人为了迎合作协的文学大奖而写作，有人为了迎合图书市场、影视剧改编而写作，有人仅仅为了发表而写作，还剩下极小部分在默默地探索。最后的可能依然是：有人为了迎合，有人默默坚持……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作家集体地衰老了。到那时候，他们都会为自己这一代的表现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代感到痛的时候不敢喊出来的作家，感到窒息时不敢寻找一口呼吸的作家。这一代作家只有“被幸福”的时候，会发出呻吟。
那时，已经轮到20×0后作家当红。
■供图/李云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