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特请林洙女士为本期临时主编，共抒缅怀之情———
■临时主编组稿手记
今天，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仿佛时光倒流，先生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在我眼前。生活中的梁先生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风趣、幽默、乐观、温和，而且十分懂得生活；而工作中，他又是那么的执著、一丝不苟。
在梁思成去世后的40年岁月中，我重温先生的文稿，进一步了解了他对中西民族文化交流、濡染的重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深入研究，也更加读懂了这个人，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说，他是一位具有中、西双重文化修养的学者。
亦师亦友的丈夫
筲林洙
■多才多艺
梁思成挺多才多艺的。他从小学习小提琴、钢琴、美术。那个时候，清华大学的社团活动非常多，学生很开放，很自由，思想非常活跃。梁先生回忆清华对他的教育，是非常肯定的。他觉得清华对他的全面教育，就是现在所说的“通才教育”。体育方面，踢球他是足球健将，跳高得过第一名，清华没有进行过游泳的比赛，他游泳也非常好，爬绳儿也爬得飞快。这些对他后来考察古建筑都非常有帮助。而且他对雕塑啊、古代的瓷器啊都有研究。因为他那个家庭的关系，他也容易接触到这些东西。像我们家，早期有一个汉代的铜镜，是战国的还是汉代的，我记不清楚了。他就说，这个铜镜的价值就在于它保存得极其完好，一点儿损伤都没有，因此这个镜子的价值就比一般的铜镜的价值要高得多。
同时，梁思成自己也做了一面铜镜。他是用一块玻璃，在外面做了花纹，写着徽因自鉴，还画了两个云冈的飞天。后来两个镜子一起被抄家抄走了。镜子是他在宾夕法尼亚读书的时候制作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一个工作室，专门给学生提供自己动手制作的机会，做木活儿啊，烧瓷啊，做这种金属的陶冶啊，还能把金属的东西做旧，他就在那样一个工作室，做出了这面镜子。后来梁思成到了清华，也一直希望在清华搞这样一个工作室，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他在宾大时，把那面做好的镜子给一位美术教师，让他帮助鉴定一下，这个是什么朝代的。那位老师看了半天说：“对不起，我不能做出判断，看着字和图案，像是很早期的东西，但是，怎么那么厚呢？”梁先生看到那位老师越来越认真，就赶快跑掉了，把人家老师给骗了。
■幽默风趣
梁先生在生活中，是一个很幽默、很风趣的人。比如，他曾经问我：“你知道我的全部官衔吗？”我说：“我知道啊，什么政协常委，什么建筑师协会的委员，作家协会的会员，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这些我都知道啊。”他说：“你知道我还是废协和瘦协的会员吗？”我说：“废协？是废品协会？是处理垃圾的？”他说：“看你不知道了吧？”他接着问，“瘦协，你知道吗？”我想，寿协？是研究长寿的协会？他说：“废协，是废话协会。我、华罗庚，还有老舍，我们三个一起，废话太多。”他说，斗“贫嘴”，谁也斗不过老舍，所以老舍当了废协的主席，他和华罗庚是副主席。像老舍有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整天坐在那儿写稿，屁股都坐出老茧来了。”梁思成说：“那你干吗不抹点油啊？”老舍说：“一个月一个人就二两油，不够抹的。”于是，华罗庚就说：“我的那份不要了，给你。”你说是不是废话？！瘦协呢？是瘦人协会。瘦子，比谁更瘦。夏衍、夏鼐，他们三个都只有四十几公斤。他说：“我们每人拄一根棍儿，见面不握手，我们是碰杆。”其实，梁先生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很瘦，后来长期进行野外古建考察，活动量很大，又得了肺结核，脊椎软组织硬化。后来他病重的时候，我都能抱得动他，我把他从床上抱回沙发上，从沙发上抱回床上。
梁先生非常乐观。比如，他跟人家做报告的时候，说自己是“无齿之徒”，台下一听，奇怪了，“无耻之徒”？怎么自己骂自己呢？他说：“因为我的牙全掉了，一个牙都没有，全是镶的假牙。大夫给我镶牙的时候说，因为我年纪大了，不给我镶白白的牙，还是挑那种黄一点的牙镶上，这样能和我的年龄比较合适，看不出是假牙来。这就像是对古建筑的维修，拯救如旧，而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像这样的事情多了。
■懂得生活
他也非常懂得生活。在四川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生活特别艰难。他会蒸馒头、腌菜、做果酱。更奇特的是，他会用一种红糖糖浆、柑橘等原料做果酱，当时四川盛产橘子，广柑也特别多，他就用广柑皮啊，广柑啊，做果酱。他做事情，不管事情大小，都愿意亲自动手，比方过去的窗子，都是木头的窗子。木头窗子的密闭效果不是很好，他就用牛皮纸在里面糊上那么一个夹层，开关不受影响，但是风就进不来了。他还乐于把这样保温的办法介绍给他的学生。
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有人就特别瞧不起我。因为我是个资料员啊，那些人觉得我配不上他。而且，那时候，他们觉得嫁给这么一个老头，是社会的一个丑恶现象：你图的是他的钱，图的是他的社会地位。其实梁思成并没有什么钱，当时只有一千块钱存款。
我觉得，跟梁思成认识以后，他让我帮他整理书信资料。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就谈到了一些生活问题，也谈到了一些文学作品及我们互相的看法。不知怎么搞的，我原来是不大能说话的人，也很少敢于对什么事物妄加评论，但当时在他这个大人物面前，我居然毫无顾忌地高谈阔论起来。可以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在我的一生中只遇到过这一次。我感到和他呆在一起有无限的温暖与宁静，同时觉得得到了许多的东西。这一点，我觉得作为夫妻，太重要了。那个时候，我对他学问的深度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是学部委员，至于他研究的内容，就更不清楚了。所以有人问我，你对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懂得多少？这一问，我真傻了！我觉得他懂得生活，懂得关心人，懂得尊重人，这就够了，我不认为夫妻之间一定要了解对方的业务。先生他特别能够尊重人，像邮局的邮递员啊、蹬三轮的三轮车夫啊，他对他们都很尊重，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供图/林洙
他把中国建筑介绍给西方
筲吴浩
■世人忽略他向国外推介中国建筑的成就
去岁五月，酷暑难当，我和友人从四川宜宾城里驱车来到长江之滨的小镇李庄。我们沿着镇前坑洼的土路，步行穿过一片茂密的竹林，在一个叫月亮田的地方看到了一处保存完好的村舍。这不是普通的乡下房子，这是中国建筑学界的精神家园。门前的文物标识显示这幢房子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旧址，一代建筑学大师梁思成、林徽因伉俪就曾在此工作、生活。房舍一如抗战时期中国营造学社的旧置，墙上挂有梁思成和莫宗江在绘制建筑图录的照片。此情此景，我莫名地感动。
在那风雨如晦、战火纷飞的岁月，就是在这间陋室，面对疾病、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梁思成先生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一笔一画地书续中国建筑史的文脉，撰写了两部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之作：一是《中国建筑史》，二是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在李庄陋室完成的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梁思成先生治中国建筑史的两大贡献：一是以科学的方法重新研究和梳理中国建筑史，二是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研究的学术成果介绍给全世界。梁先生治中国建筑史第一个方面的成就早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公认，而第二方面的成就，世人则关注不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筚路蓝缕，遍访南北15省，研究了汉唐以来两千多个古建筑。1942年，梁思成在前十几年古建调查的基础上，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历经两年时间而成。这是我国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完整的、系统的中国建筑史，其学术成就也得到海内外学界的公认。当时在重庆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费正清，来李庄探望梁思成伉俪的时候，深为他们坚毅的精神感动：“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用英文写文著书,使中国建筑重获声誉
在系统整理中国建筑史工作的基础上，为了向世界说明中国建筑的特色与价值，梁先生满怀“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用英文撰写了多篇中国建筑的论文，不但让日渐消逝的中国古建筑重新获得其应有的重视，并将其提高到与西方古典建筑相当的地位，获得世界性的声誉。
1932年春，梁思成首次赴蓟县调查独乐寺，撰写并发表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这篇报告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调查中国古建筑的报告。梁先生同时用中英两种语言撰写了这份调查报告。抗战爆发之后，在颠沛流离的艰难时日中，梁先生还用英文撰写了《华北古建调查报告》等文章，《两座中国古代的拱券桥》、《五座中国石塔》、《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等还曾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在1982年出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中，“中国的艺术、语言与大众性媒体”章内第十一节即为梁思成先生1947年用英文撰写的《中国的艺术与建筑》一文。
当然，梁思成先生最为著名的英文作品是他在《中国建筑史》基础上撰写的简明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A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1947年，梁思成先生赴美国耶鲁大学访学时，曾带去这部书精彩的图纸、照片和文稿，希望在美国出版。后因林徽因要动大手术，梁思成提前结束行程回国，带走了文稿，将图纸和照片存放在费慰梅处。历经近40年的世事沧桑，在林洙女士和费慰梅女士的携手努力之下，这部书稿终于198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并获得美国出版联合会颁发的“专业暨学术书籍金奖”。
■呼吁重视对中国建筑的研究
与同辈学人相比，梁思成先生坚持同时用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进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这当然要归功于他深厚的学术素养和一流的英文水平，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建筑沉郁的情怀。他不但要为中国建筑树碑立传，他更要在世界学术平台上叙说中国建筑的“光荣与梦想”。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了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史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这是梁思成先生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写下的文字，我读后颇为感动。也正因此，在同林洙女士商议为由其编辑、在外研社出版的梁思成先生英文文集取一个书名的时候，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破译《营造法式》
保护无数古建
筲王军
■建筑官书《营造法式》被发现时,无人能看懂
对于有着灿烂建筑文化的中国，建筑史的发掘与整理在20世纪之前一直是一个空白。在西方，建筑被列为包括雕塑、绘画在内的“三艺”之首，可在中国古代，建筑得不到士大夫阶层的尊重。虽然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建筑体系，也留下了辉煌的作品，但是在那些官僚与文人眼里，这些建筑除了壮王威、庇生灵之外，似乎并无任何文化层面上的含义。
在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第一次以现代文明的眼光发现并整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时候，每每会遭遇这样的尴尬：当来到一个地方，向当地人打听这里的名胜古迹是什么的时候，他总是会被带到一处寺庙。当他已为寺庙的建筑而深深陶醉时，当地人却无动于衷，他们只会指着一块石碑说：“这就是名胜。”
“当地人对建筑不大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碑帖。”梁思成感叹，“木匠的手工活则不能。”
建筑登不上大雅之堂，建筑史的整理自然也得不到读书人的重视。在中国古代，有知名的书法家、绘画家，却无知名的建筑师。这并不是因为建筑师不像书法家、绘画家那样有杰出的艺术创造力，而是社会并不把他们视为尊者。
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却有一个建筑师被世人铭记，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位能工巧匠鲁班。不过，他被神化了。许多古城都会有一座鲁班庙，受到匠人们的尊崇。而读书人和官僚们是不会去的。在乡下，你如果见到一处精美的古建筑，要打听是谁建造的，村民们多会告诉你这是“鲁班爷”修的，虽然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只能上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而那时鲁班也已去世一千多年了，可是人们仍只记得“鲁班”的名字，而真正的建筑师却得不到历史的记载。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建筑师就是这样一个被列入底层的社会阶层。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按照“传媳不传女”的方式，把维持生计的技艺以手工作坊的方式世代相传。而他们的建筑语言与士大夫的语言也是完全隔离的，以至于1925年当宋代的一部重要的建筑官书《营造法式》被发现的时候，中国的文人居然没有一位能够读懂它。
■破译两部建筑官书,完成《中国建筑史》写作
就在这一年，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这本“天书”。梁启超在扉页上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朱桂莘校印甫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从此，梁思成产生了研究中国建筑史和营造规律的强烈愿望。
当时，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还相当缺乏，虽有一些日本和欧洲的建筑学者在早些时候做过一些田野调查，由于未能搞清中国古代建筑的“法式”和文化背景，成果自然也只能停留在表象上。
西方有两位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行者，其一是写过《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伦敦，1924年）和《北京的皇家宫殿》（The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巴黎，1926年）的喜仁龙（Osvald Siren）；其二是写过《画意的中国》（Picturesque China，纽约，1923年）和《中国建筑》（Chinesische Architektur，柏林，1925年）的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947年，梁思成对他们做过这样的评价：“他们谁也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他们描述中国建筑物，语焉不详。其中喜仁龙稍好一些，他运用了《营造法式》，不过并不经心。”
做这番评论时，梁思成已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
这项工作是从1931年开始的，那一年他参加了设在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的建筑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系统研究。他在老匠人的帮助下，结合对故宫建筑的测绘，读懂了清代的建筑官书《工程做法》，又深入研究整理了大量民间营造做法抄本，于1932年2月完成《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明清建筑构造的著作。
后来，他与营造学社的同仁，在20多年时间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在日本侵略以前的华北、东南，以及抗战期间的西南，踏访了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多项汉、唐以来的建筑和其他文物，终于读懂了《营造法式》，并于1943年在贫困交加之中，在四川李庄的农舍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
■编制文物目录,以便空军避开目标
虽然梁思成已去世30多年了，但他寻找中国古代建筑的故事，仍在学术界广为流传。这无疑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现在看来，这项工作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的本身，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了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及国内战争中，以及后来的国家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
1945年春，抗战反攻在即，当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邀请梁思成担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梁思成为美国第14航空队编制敌占区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表，即《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地点，以防止它们在战略反攻中被毁坏。当时，梁思成还托人将一份目录转送给了当时在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解放战争中。1948年12月，北平城被解放军包围，这时，梁思成又应共产党方面的要求，绘制了一份北平古建筑地图，以备迫不得已攻城之时保护文物之用。
经多方努力，北平和平解放。此后，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解放军再次邀请梁思成组织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备南下作战时使用。1949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这一使命。1961年，这个《简目》所列举的文物，大多数成了中国政府首批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梁思成们进行的文物调查工作推迟十年、二十年，许多珍贵的建筑遗产可能早已不在世间了。
■供图/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