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张元第4次飞越海峡来广州上课。
这位年过六旬的饱学之士、谦谦学者，每年都不辞劳苦地自费来为广州上百历史老师授课，解读《资治通鉴》，介绍传统史学。
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张元先生对于宋史的研究堪称一代大家。他在史学园地里默默耕耘的学者风范，给中学历史教师们以极大的精神鼓舞。说起对他的景仰和感念，有位普通中学历史老师如此表达道：他就像老师们的领跑者，作为中学历史教师，也许一辈子都成不了历史学家，但确应该一辈子都像历史学家那样去工作。
历史并不是绝对客观的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不辞辛苦来为广州的中学历史老师上课呢？
张元：大学教授里像我这样做的是很少。我是志愿者。有一个机缘，1986年，我在台湾“国立”编译馆的支持下，开始编撰当时的中学教材《中国文化史》（下册），后来还编过其他的历史教材。这二十多年来，我逐渐关注中学的历史教学。现在，我在台北、新竹、高雄、广州四个城市都长期为中学历史老师讲课。学生和老师都应该尽可能地多读书，而历史老师更应该对传统典籍有一定的认识。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企图心。我并没有很大的心愿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也并没有想着自己要成为传统史学的发扬者。本身有意义就去做，将来有没有成效我不知道。
羊城晚报：我们听到过一些对历史教材的批判之声，有的人甚至说，现在的教材有不少内容都没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您认为呢？
张元：台湾历史教材也一样。历史的本来面貌谁知道呢？即使是教科书的编撰，也带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作者本人的看法。比如讲到国共关系，以前写对日抗战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提国民党也扮演重要地位。这都是时代原因造成的。没有历史事件是有所谓“真相”的。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历史，许多都来自于史学家的个人理解，可以说，没有历史学家就没有历史。历史并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具有主观人文色彩的，我们都是对留下来的资料进行的推测。
老师应兼顾应试和素质
羊城晚报：你希望中学历史老师怎样影响他们的学生？
张元：我觉得相比之下，教科书的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老师的讲解才是最重要的。对学生来讲，最重要的是老师的学问和态度。如果老师本人的学识渊博、态度负责认真，学生就有更多收获。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非常有限，对于学习一门学问而言，只读教科书是完全不够的，必须要靠老师提供补充材料给学生阅读。好的老师能把阅读的经验、感受传授给学生———这才能真正把学生领进知识、学问的海洋。
羊城晚报：你是否觉得现在的应试教育与你提倡的教育方式有所冲突？
张元：是有冲突的，但我并不排斥应试教育。做老师的应该既顾及学生的成绩，又能兼顾学生能力的培养。如果学生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肯定学完就忘了。所以，老师的教学质量是由他所掌握的学问来决定的，一些老师只是照本宣科地读书，这种方式我不提倡。高中历史完全可以像大学一样教，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应试教育。在完成应试教育的前提下，历史老师可以更多地考虑到学生的兴趣。
教科书不是唯一正确的
羊城晚报：学生自己该怎样培养能力？
张元：学历史，绝不是死背，绝不是机械记忆，学生必须要阅读更多的历史资料，并且具备阅读、分析资料的能力———这其实是给大陆、台湾学生的共同建议。在阅读史学家对过去事件的记载中，用想象力的眼光去看过去的事情及人物的内心活动。要读好历史，想一想的工夫是绝不能少的，想一想每一个时代、每一位人物等等的特色，勾勒出一幅幅历史的图像外，还要对于事情发生演变的因果关系多想一想，想到得出自己满意的解释为止。
羊城晚报：您多次讲到英国经验，他们的历史教学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什么？
张元：上世纪70年代英国出现了“历史科的危机”，因为英国学生参加会考的时候，选考历史的学生急骤减少。探讨原因，是学生认为背诵一些史实，知道王朝兴替以及帝王将相的名字，毫无用处。世界上进行历史教学改革最早的国家是英国。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以及对获得知识过程的探索。英国教科书，几乎每一课都录有资料，都有讨论的问题，课本会选录不同观点的史料，把多个历史学家的观点呈现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认识、了解历史。
在我看来，这次改革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教学。而要推行这样的改革，必须要有一批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以及富有改革热情的中学老师。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很少有人会关注教学的基础工作———研究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我们的教科书中没有史料，老师又不发课外资料，我们如何训练解释因果的能力？就教科书的内容，仔细地想一想，看看它的说法是不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这样做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要相信教科书的解释就是唯一的正确解释。教科书上的某些解释并不高明，可以讨论，是不需要背诵的。
不赞同“大话”历史
羊城晚报：您是否赞成一些史学家用通俗的语言、现代化的表达向人们讲述历史？例如百家讲坛中的一些讲者。
张元：我个人不赞同用通俗化、现代式的表达，甚至“大话”来讲述历史。带动大众看历史，讲过去的事情是要有依据的，更不能把过去和现在的事情混在一起讲，人们必须知道，过去的世界与现在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学习历史，是为了扩大了解人世间的经验和道理。
羊城晚报：您每次开讲之前，都会先向老师、学生推荐很多人文类的书，比如这次的《为什么孩子要上学》、《读书人读书讲义》、《科技奴隶》等等。
张元：即使是历史老师，读书不能只读传统史书，一定要泛观博览，这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文本解读的能力。我在台湾开办《资治通鉴》的读书会时，也会向大家推荐许多好书，虽然每个人对“好书”的理解不同，但如果一个学期下来一本书都没看，是不应该的。
羊城晚报：您是否认为现代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内容感到生疏？
张元：学生对传统文化内容感到生疏，并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这是全世界都存在的一个问题。但实际上，传统经典经过了时代的磨砺，里面必然有重要的、正确的内容值得现代人借鉴。如果大家对经典感到生疏，会是很大的缺失。如果学生疏忽了对传统文化的积累，其实对他自身而言也是一种损失。所以我觉得，学生不仅要读中国的传统经典，西方的经典作品也值得一读。
余颖、李丹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