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云是我尊敬的老师和亲密的朋友。
我常常会接到她的电话：“竹林，我们家老阿姨说要请你过来吃饭。”老阿姨是李老师家里的老保姆。老阿姨青年时来到李老师家，忠心耿耿服侍李家两代人。老阿姨对李老师的好，那真是巴心巴肺。有好几次我陪李老师逛街，买了新衣服，李老师就会关照我：“一会到了家里，我就说这件衣服是你送给我的。买多了，老阿姨要说我的。她总是怕我钱花多了，到老了没钱花。 ”
老阿姨年事渐高，便从家乡带来了一个年轻女子，照顾李老师，也照顾老阿姨。见老阿姨行动不便，李老师托我买了根拐杖，但老阿姨硬是不肯用。李老师心里急，便耐着性子哄她，终于哄得老阿姨肯了，她就立马给我打电话，把这个喜讯告诉我。李老师向我感叹，家里只要有老阿姨在，她就觉得心里很安定。
老阿姨的厨艺很好，但我却怵头做饭，实在饿得受不了，就跑到厨房里胡乱弄一点充饥，还经常不吃中饭，到晚上才饱餐一顿。李老师知道了，就严肃地对我说：“你这样不行！要想长久写作，就必须要有一个好身体。要身体好就得好好吃饭，一顿也不能马虎！ ”这话说了没多久，我就又被“老阿姨”请去吃饭了。吃罢，老人用一只大口玻璃瓶，为我装了满满一瓶切好的酱蹄髈。李老师说：“你回去放在冰箱里，下面条时夹几块，就不用做菜了。 ”我心里一热，隐忍了欲落的泪水。
我不能说与李老师漫长的友谊是自齿颊留香开始的，但这“开始”真的想不起来了。李老师在文艺界是众人皆知的著名评论家。她对作家的作品，无论有名的还是无名的，自己觉得好的就讲好，不好的就讲不好，至于那“好”里面的“不好”，或者“不好”中的“好”，她都会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哪怕你不认同她的意见，你也不得不承认，她认真读了你的作品。她决不会一目十行把一篇作品翻翻，或者只看个标题，然后数千字的评论文章就哗哗流淌出来了。她读作品十分认真，笔下的每一个字也是认真、中肯、负责和善意的。她的文章不虚伪不客套，不势利不媚俗。
1988年，我的一部描写云南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发表后，有人说我没有在云南插队，不了解那里的生活，一定是胡编乱造的。这时，李老师约我到她家里去，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剖析了这部作品，鼓励我说这部作品实现了一次“自我突破”，上了一个高度，并希望我不要从这个高度上退下来。接着她又从自己的书架上抽出张承志的《心灵史》递给我，要我认真看看。我把这本书带回家，翻开来，就看见一些段落上有李老师用铅笔划过的许多记号。我认真地把这本书读了两遍——书里信仰的力量让我震撼，同时我也悟到了李老师对我那部作品所追求的理想的认同。
以后，她对我的创作更加关注。有时我发一篇不起眼的小稿子，她看到以后也会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我。一个区图书馆为我搞一次作品展览，李老师也会赶来。去北京开文代会，她会向创联室提出，和我住一个房间……
李老师年轻时就参加革命，又亲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人生和思想的历练深刻，但一个优雅的转身，她就告别了昨夜风雨，迎来了今晨的玫瑰。 1980年她就撰文对文艺创作的“工具论”作了抨击。李老师与时俱进，她总是衣着得体、温文尔雅地出现在朋友的视线中。她朋友的年龄层次从八九十岁到 80后，她与年轻人交流没有任何障碍。
忽然有一天，李老师打电话告诉我，她的侄子要为她做八十大寿，嘱我到时前去。我一口答应，但听李老师的嗓音有点嘶哑。我问：“你是不是感冒了？ ”“是啊，我有一两分的低烧，但不要紧，我现在加紧吃药，再过几天应该就好了。 ”
哪知短短几天后，我接到的电话已是报告李老师往生的噩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