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最后岁月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1969年10月，解除“监护”，遣送广东肇庆，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他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3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从1972年起，父亲曾多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石沉大海；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但同样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终于获准。
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1975年，我帮父亲搬家到无锡。一个月后，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但是，父亲想留下孙女也没办法。
一年后的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不许召开追悼会，母亲准备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我接到江苏省委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请假往回赶。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竟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真是欲哭无泪。
等我见到母亲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
我回去的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不准进正厅。就他一个人单独地被放在储藏室。
父亲去世的这一天，是党的生日。而我的二女儿，也是在7月1日这天出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