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并供图/李云雷
◆访谈
■自负地说，在写北京青年成长史的长篇作品里，我做得比大多数人更像一个作家
■北京的冷暖在于普通人的冷暖，老舍伟大，并不是因为他写过北海故宫，而是因为他写过小羊圈。我的写作，不想继承民俗，只想继承现实。
——石一枫
■吃饭怕胖，喝酒难受，夜店嫌吵，游戏不会玩儿，我该干吗去啊？经常在写东西，主要的原因，我想是无聊
李云雷：你平常里给人的印象是不太严肃，总是嬉笑怒骂，妙语连珠，似乎有点玩世不恭的样子，但我知道你其实颇为勤奋，尤其在文学创作上更是执著，这几年你每年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从《B小调旧时光》到《红旗下的果儿》，再到《节节最爱声光电》，无论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颇引人注目，这种外表的随意和内心的认真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石一枫：我性格是不太正经，太正经了会让自己和别人都很累。谁都不容易，又不是一天到晚都干拆房子、盖房子的大事儿，何苦那么严肃呢。和人相处，我基本持一种“你好我也好”的态度，要是有“和谐办”，应该给我发工资。而经常在写东西，主要的原因，我想是无聊。吃饭我怕胖，喝酒我难受，夜店嫌吵，游戏不会玩儿，我应该干吗去啊？作为一个从小和文字打交道的人，除了看书也就是写书了。我羡慕那些不如我勤快的人，因为他们在生活里一定有更多的乐子。
李云雷：你中学时期就在《北京文学》上发表过作品，可谓出道甚早，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王朔、朱文等人对你的早期作品有较大的影响，能否请你谈谈那时的阅读对你的写作产生的影响，以及你现在对这些作家的看法？
石一枫：最早就是十六七岁的时候吧。跟大多数北京“文青”一样，那个时代特别爱看王朔，刚开始是语调，后来是姿态。到了大学的时候，突然看见了朱文，觉得这人太了不起了。那时候看作品看得最细的，就是王朔和朱文，还有韩东，几乎连报纸上的小文章都不落下。这些作家告诉我：对一个时代理解最深刻的，往往是它的异类。
■我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字情绪，开始用“过去时”的眼光看待青春期的事情，证明我已经不是一个愣头青了
李云雷：你在北大读书时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比如《楼上的清源》、《请我吃盘猪头肉》、《在王府井拉屎》、《创业史》等，这些作品风格不同，有的清纯，有的戏谑，有的沧桑，我曾经用“狂欢中的荒诞，快感中的寂寞”来概括对你这一时期小说的看法。但是最近几年，你几乎不再写中短篇，而集中精力写长篇，我想体裁的选择，也与你对文学看法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你能否谈谈促成你这一转变的诸种因素？
石一枫：原来一直在摸索，有题材方面的，也有技巧方面的。摸索完短的，自然而然就想写长的，因为想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而习惯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讲人物的命运后，构思中短篇的能力反而弱了，有个念头都不由自主地往远了想——这可能是我的退步。但总的来说，体裁的转变，就文学内部的原因而言，基本是自然而然的。
而外部的原因也很客观：在出版市场上，读者喜欢看的还是长篇小说。你中短篇写得再好，看故事的人不喜欢，那多亏啊，不如多写点长的。这也不能怪读者，我自己看书的时候，也喜欢长篇小说。
李云雷：你的中篇《五年内外》，跟以前的中短篇小说相比可以说是一个跃进，这篇小说仍然机智、幽默、戏谑，但其中却有一种时间流逝的沧桑感，写出了成长、成熟的过程及其间的人生体验，这篇小说让我想到王朔的《动物凶猛》，但不同的是你所写的是新一代青年的经验。我想这篇小说也预示了你以后的创作，在《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中，似乎仍延续着《五年内外》的方向。请问你如何看待《五年内外》在你创作整体中的位置，也请你谈谈创作这篇小说时的情景与想法。
石一枫：那个小说与以前写的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情怀的变化。我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字情绪。看事物的眼光也开始长了起来。像王朔的名篇，那是一定的。他写的是大院儿子弟在七十年代的事儿，我写的是同一类人在九十年代的生活，有点“后传”的感觉。
在写完这篇小说之后，我决心去写长时段的、有时代性的小说。而写的时候，本来只是想描述上中学时经历过的一次斗殴事件，我有一朋友是小流氓，让老流氓揍了。但写完这部分之后，我突然觉得：不行，我得再写一段，没有“下篇”就不完整。开始用“过去时”的眼光看待青春期的事情，证明我已经不是一个愣头青了。
■“80后”已经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这就要求年轻的作者从个人情绪中挣脱出来，用有所担当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别人的生活
李云雷：《B小调旧时光》是你的第一部小说，但它在你的小说中可以说是一个异类，它写出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但它不同于网络上流行的玄幻小说，因为其中现实生活的描述仍有很大一部分，而现实与科幻的交织很有意思，可以看出《黑客帝国》、《达芬奇密码》等作品的影响，请问你为何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写你的第一部长篇？
石一枫：第一部长篇小说总是“习作”的味道很浓，除非你是曹雪芹，第一部就是最后一部——还没写完。对于这个规律我完全承认，但当时只希望自己能做到两点：别太“水”，别因为尚未具有写现实的能力，就抛弃对现实的关注。好的玄幻、科幻作品，一定也能从中看出现实的影子。而当时写一个科幻题材，是因为我一直喜欢看科幻片。以后有能力的话，我会试着再写出自己完全满意的科幻作品。
李云雷：《红旗下的果儿》是一部很成熟的作品，小说通过几个80后青年的成长写出了一代人的经验，其中也凝聚了你个人真切的体验，所以有人称它为“80后的小史诗”。我觉得这部小说在写法上，既有传统现实主义尤其是“成长小说”的因素，又具备当今流行的“青春文学”的要素，但它比前者流畅好读，也比后者深切自然，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探索。这部小说也让我们看到，“80后”是怎样慢慢成熟起来的，他们有着怎样不同于前人的独特体验，我想这也是你这部小说超越很多80后作家的地方。你能否谈谈你创作这部作品的得失，以及你对“80后作家”的看法？
石一枫：《红旗下的果儿》得之于眼界，其次是笔力。自负地说，在写北京青年成长史的长篇作品里，我做得比大多数人更像一个作家。但也失之于经历和经验，小说的后半段，还是模式化了一些。
至于“80后”，我觉得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了。这一代人的变化要求年轻的作者从个人情绪中挣脱出来，用有所担当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别人的生活。如果做到了，那么80后作家会比传统的“文坛作家”更有文学意义。从这个角度讲，韩寒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但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了。
李云雷：《节节最爱声光电》是你最新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与《红旗下的果儿》相似，写的也是80后青年的成长故事，不同的是这部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女孩。你作为一个男作家，为何会选择一个女孩作为叙述的视角？你对这样一个普通北京女孩的关注，是否是离开个人经验，试图去理解他人与“世界”的一种尝试？这是否预示着你在写作上的新变化？
石一枫：新书写女性，是因为男性主人公过去写过了。再写新的男性，多半是自己不熟悉的，隔阂更大，还不如某些女性主人公来得亲切。写了女性，会发现男性本质上都是幼稚的，而女性有了人间烟火打底，则宽厚、智慧得多。结过婚的人都知道，你刚开始以为娶了一妹妹，到头来才会发现娶了一妈，这是因为再沧桑的男人也是老小孩，再青涩的女人也是小大人。假如说这次的写作有所收获，就是能让笔触丰富一些，并期待自己有能力触及真正的“别人”。
■王朔应该不会承认自己和老舍有什么继承关系吧，作为一个移民的“第X代”，我对所谓“老北京”也没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李云雷：你生长在北京，作品也大多取材于北京生活，那么你的写作与老舍、王朔等“北京作家”，是否构成了一种承继关系？我记得你的研究生论文做的是老舍研究，你是否认同于那些京味作家的作品？如果是的话，你想在自己的写作上有什么新发展？如果不是，你有什么新的写作理想？
石一枫：没办法，生于斯长于斯，我只能操一口三环路以外的、北京话和普通话的混合腔写作。南方作家说普通话的那个腔调我也学不来——据说这个调调是“艺术”的。
我想，王朔应该不会承认自己和老舍有什么继承关系吧，作为一个移民的“第X代”，我对所谓“老北京”也没有多么深厚的感情。说句在民俗爱好者里犯众怒的话，对于拆古迹的事儿，我并不觉得有多么愤怒——相反，看到一间毫无历史价值的民房被强拆，反而会涌起跟某些人拼命的冲动。北京的冷暖在于普通人的冷暖，老舍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写过北海故宫，而是因为他写过小羊圈。我对“北京”这个城市的写作，不想继承民俗，只想继承现实。
■和大多“非期刊作家”一样，我在面对“传统文坛”时也是既自卑又自负，因为我能写的他们提供不了，他们提供的我写不了
李云雷：你现在在文学杂志《当代》做编辑，也编发了如《1980的情人》、《中国虎》、《中文系》等有影响的作品，但是你的创作与《当代》偏重现实主义的风格似乎有所差异，你也很少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请问你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微妙的差异？
石一枫：《当代》杂志是一“现实主义重镇”，托大点儿说，没了它，中国的新时期文学史就残了。老编辑更是战果辉煌，从职业的角度，我只能亦步亦趋，跟着人家学习。
至于对个人写作的影响，我可以说：这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当编辑。一方面是在办公室，老在听“名编论文学”，外面要请他们讲一场，还得好吃好喝报销路费呢，我一天到晚都在“蹭票”。听得多了，见识也能长进。而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对“艺术评价”标准的改变。过去写东西，基本是一种显摆的心态：你看，这话说得绝吧？别人说不出来吧？现在明白，在“别人说不出来”之前，得先追求“别人看得进去”。梅兰芳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座儿的；文学也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读者的。老编辑说好小说的标准是“可读，可感，可想”，这近乎真理。
当然了，在为读者服务的大前提下，为哪一类读者服务就是作者的自由了。这跟各人的兴趣和能力有关。期刊无论雅俗，服务的基本都是有着丰富人生经验的老读者；而我眼下的写作，主要是和年轻人分享生活。和大部分“非期刊作家”一样，我在面对“传统文坛”的时候也是既自卑又自负的，因为我能写的他们提供不了，他们提供的我写不了。
■外国小说有它的好，但决不能成为中国作家的写作教科书。中国好多搞写作的人挺媚外的，因为他们会媚一切自己看不明白的语言
李云雷：除了创作，你还翻译了英国作家欧文·威尔士很有影响的《猜火车》，还在报纸上开设专栏，这些工作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影响？
石一枫：我是在上本科的时候看了《猜火车》那部电影，作为一个年轻人，触动肯定很大：哟，人还能这么过日子哪？刚开始看王朔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当然《猜火车》更刺激。王朔写的中国流氓也就是玩儿嘴，英国流氓直接玩儿命。因为电影，那小说成了名著。工作以后，当时在重庆出版社当副总编的刘玉甫听说我懂点儿洋文，几次约我翻译过洋书，刚开始都没答应，后来他跟我说：这次找你干的活儿是《猜火车》。我一想，意义比较重大了，遂从了。
要说翻译外国小说，对我的正面影响是：让我更加不迷信外国文学了。正所谓亲口尝过梨子的味道，才知道苹果也是不能替代的。外国小说有外国小说的好，但决不能成为中国作家的写作教科书。说句不好听的，中国好多搞写作的人挺媚外的，媚外的原因是：他们会媚一切自己看不明白的语言。
至于报纸的专栏，原是在网上写点生活小感想，后来编辑跟我说，别干那不要钱也吆喝的事儿了，报纸收购了得了。于是就开始写。这种文体肯定比写小说轻松点儿，不用太谋篇布局，抖俩机灵就算对得起读者了。因为轻松，很容易就持续了下来。写专栏能逼着人更细心地观察人和事，而且是大多数人关心的人和事，这对一现实主义作家是有益处的。
◆简介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文学期刊《当代》的编辑。写有长篇小说《B小调旧时光》、《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及中短篇小说若干。
◆印象
给你好看
我和石一枫相识多年，他的小说也读了不少，最开始我总觉得他似乎过于追求语言的快感，而忽略了对现实的关注与精神上的探索。现在想来，我这样的想法或许不对，小说是丰富多彩的，是最自由无羁绊的，应该有各种样式，只要能独树一帜，就是好小说。石一枫的小说，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而当掩卷时，总会在快感消逝之后涌上莫名的空虚，这或许正是他希望的效果。
现在文坛上到处都在寻找“好看小说”，但真正好看的小说并不多，石一枫的小说却可以说是真正“好看”的。就故事的流畅与语言的快感而言，他的小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和那些既没“意思”也没“意义”的小说完全两回事。但他的小说不仅仅是“好看”，而且会“给你好看”，他那出口成章的性语言，在故事的推进中往往会达到一种狂欢的效果，既让人佩服其想象力之恣肆，也挑战着人的承受能力。当想象在不断张扬中呈现出一个荒诞的世界时，小说自然达到了高潮，或许令人震惊，或许令人感喟，最后曲终人散，主人公落寞地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内心充满了寂寞。
石一枫的小说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他早期的创作，如《楼上的清源》、《创业史》、《在王府井拉屎》、《请你吃盘猪头肉》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清纯，以及外表的嬉笑怒骂，这两者构成了他小说的不同层面，也构成了石一枫性格的两面。
从《五年内外》开始，石一枫的小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笔下仍是人们熟悉的北京大院和胡同的子弟，以“流氓”自诩、以打架为乐的小青年，他写得仍然好玩，仍然汪洋恣肆，但是在这青春的狂欢背后，已逐渐渗入了时间的因素，在时间的流逝中，“我”和“我”的同伴都已经长大了，当他们看到街头更年青的一代像他们当年一样寻衅滋事，发泄青春的苦闷与叛逆时，觉得那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我抽着小女孩儿给的烟，看着烟雾缭绕盘旋，仿佛时光在手指上方徘徊。我感到自己事隔五年，终于超越了一个流氓的境界，这个感觉将让我在充满幽默感的世界中无所畏惧”——“五年内外”，一个人走出了青春期，开始以成熟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在这篇小说中，石一枫融入了他个人真切的人生体验。
此后，石一枫转向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内，相继写出了《B小调旧时光》、《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等三部长篇。如果说此前石一枫注重的是“纯文学”，注重的是个人主观世界的表达，那么在长篇小说中，他开始注重“读者”，开始寻找一条能为更多读者所接受的表达方式，而长篇小说无疑是他的一种新尝试。
在我看来，石一枫最值得关注的作品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这部小说以四个青年的成长为线索，描述了他们从少年到青年的心路历程，写出了他们的困惑、孤独、迷茫，以及在时代变迁中逐渐成熟的过程。小说中有悲欢离合的爱情，有共同成长的友情，也有对时代细致入微的捕捉与刻画，让我们看到了成长于北京大院的“80后”，怎样从懵懂少年成长为有责任感的青年，小说将他们的变化置于整个时代的变迁之中，清晰地描绘出了这一代青年独特的人生体验，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的社会历史处境。在描述“80后”的作品中，我尚未看到像《红旗下的果儿》这样深入细致地把握住这一代人心灵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