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21日 08:33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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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作家深入实际生活、感受时代脉搏，在群众的生产生活中挖掘创作素材，汲取创作营养，写百姓故事、抒百姓情怀，创作出一大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学作品，这些兼顾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作品感动心灵、陶冶性情、赢得赞誉，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享受。

文艺创作还是其他各种文艺作品的重要源头，特别是影视、戏剧，更是离不开文学。

我们希望更多作家坚持“三贴近”，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写出更多讴歌时代的精品力作。在这里，我们发表有关评论和创作谈，把近期长篇小说佳作推荐给读者。

——编者

中国30年来的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在探索一条繁荣和发展的独特道路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们欣喜地将其称之为“中国经验”。一些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还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表现出他们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毫无疑问，中国经验将为人类文明添加上精彩辉煌的一笔。中国经验也给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最新鲜的、最独特的养分，为作家的突破与创新搭建起一个宽广的平台。当代作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主要依赖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来寻求突破，往往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处理自己的生活经验，因而缺乏自主性。这种状况自新世纪以来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作家们力图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叙事，作品中有很强的本土意识，包含着文学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认知，具有较强的现实品格和人文情怀。

拥抱现实，向往光明

继续发扬现实主义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不是削弱了，而是有所发展。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作家们有一种热情拥抱现实的冲动。徐坤创作《八月狂想曲》的过程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遵命文学”的命题，在北京举办奥运前夕，有关部门希望作家能为北京奥运写一部长篇小说。徐坤接受了这一挑战。但她并没有将此当成一个应景的宣传任务，而是作为一次阐释中国经验的机会。她将北京举办奥运置于中国崛起的时代大背景下，“打造青春中国的理念，给青春中国以激情”，塑造了一批年轻的建设者，他们在为奥运建筑新的比赛场馆，同时也是在建设中国的美好未来。事实上，中国变革中的现实正在挑战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中不断创造出来的中国经验考验着当代作家的认知能力和叙述能力。不少作家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对中国经验作出了独特的阐释。曹征路的《问苍茫》通过讲述深圳某电子公司的劳资矛盾的故事，鲜明地批判了资本至上、资本崇拜的社会现象，小说不仅是告诫人们，资本主义美梦做不得，而且也提醒我们要关注那些在中国现实土壤上产生的新的因素，比如民间维权，比如劳动法，等等。小说写到在生产出现困难的时候，老板陈太采取了撤资逃逸的恶劣做法，导致劳资矛盾白热化，工人们涌上街头堵塞了交通，最终是由政府出面解决矛盾，“这次真是政府出了大血，不但工资加班费照发，愿意回家的还出了车票。”也许有的读者会对这样的结局不满，认为这是作家添加的一个光明尾巴。我并不认为这是光明尾巴。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应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本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曹征路的“问苍茫”之问，其实就是要问出中国自己的特色、中国自己的经验在哪里。

审视乡土，正面困境

开辟乡土叙事新路径

作家们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主动介入到对中国经验的阐释中，就有可能拓展和深化以往的文学主题。这一点在乡土叙事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农村是现代化最艰难的关隘，农村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因此乡土叙事也多半是沉重的主题，比如贾平凹的《秦腔》，面对土地的日益凋困，唱的是一首乡土文化的挽歌。关仁山的《麦河》也像贾平凹的《秦腔》一样写到了乡村的困境，关仁山同样为土地的凋敝而忧虑，他借小说中的人物喊出了“救救土地”的警语。但与此同时，河北农村进行土地流转的试验让关仁山感到了土地复苏的希望。他以土地流转作为《麦河》的基调，将乡土叙事的主题由挽歌转化为颂歌。但他的这首颂歌是浸着忧伤的颂歌，因为土地流转并没有完全消除他对土地的忧虑。关仁山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对土地的认识更加深化。他将土地人性化和精神化，他关注土地，最终是为了关注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农民。他意识到，土地流转可以解决农民经济上的困境，却并不能直接带来农民与土地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要靠农民自身来创造。所以关仁山在小说中提出了小麦图腾的概念，力图营造一幅小麦文化图景。关仁山从幸福的角度解答了农民与土地的和谐关系。农民离不开土地，不仅仅是他们要从土地里获得粮食，还因为他们的精神和幸福感都是从土地里获得的。土地流转也许解开了农业生产的瓶颈，迈向了现代农业，可以带来经济的大发展。但它也为农民是否还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埋下了伏笔。唐晓玲的《古画》虽然讲述的是江南某一个村子的故事，但它仿佛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乡村的必由之路，毫无疑问，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必须要借助城市化的成果和动力。就像小说中所描写的五亩园村，不仅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四周就是崛起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日子过得非常滋润。但是，在他们滋润的日子里其实是暗藏着矛盾的，不断扩张的城市日益蚕食到乡村。城市不仅要吞食乡村的土地，而且要吞食乡村的文化。因此尽管唐晓玲身边正在崛起一个新农村的雏形，但她并不是一味陶醉在新农村的一派大好景象中，而是以一个作家应有的独立思想品格去审视这一切。小说以五亩园村卷入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整体规划蓝图中为情节线，人们对于怎么规划五亩园的土地有了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既涉及各人的切身利益，更关乎乡村文化的未来。老书记张惠芳尽管在急剧变化的现实面前也迷茫了，他不知道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但尽管如此，他要竭尽全力保护那一百多亩丰产田。而市委书记能够听取这位乡村基层老领导的意见，就在于他认识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不是将农村变成城市，也不是把古村落从新农村的版图中单独出来，而是将农村的山水、耕地、植被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和谐发展融为一体。”这是江苏的政治决策者们在现代化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唐晓玲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因而将一个沉甸甸的启示蕴藏在轻松明快的小说叙述中：怎样让小桥流水的千年文化意蕴继续传承下去，让农民既过上高品质的现代化生活，又保持美丽的田园风光，这是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江苏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广大农民正在以自己的实践来破解这道难题，作家则以自己的文学智慧参与到这道难题的破解之中。而这也正是中国经验最具独创意义和价值的内容之一。无论是关仁山的《麦河》，还是唐晓玲的《古画》，可以说都抓住了新农村建设中的中国经验，并努力挖掘中国经验的人文价值，由此也开辟了乡土叙事的新路子。

焕新话语，书写历史

世界眼光阐释中国经验

中国经验也给作家提供了一条重新审视中国本土文学资源的有效途径。自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再一次红火起来，如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艾伟的《风和日丽》、都梁的《亮剑》、铁凝的《笨花》、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这些作品突破了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在主题上的局限性，也匡正了一度流行的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去政治化倾向，赋予作品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明显从中国经验的启发性思维中去反思历史，他们对历史的书写可以看做是对中国经验的溯源。如邓一光在《我是我的神》中所写到的主人公乌力图古拉、萨努亚夫妇俩，他们一生的信念就是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当乌力图古拉即将逝去时，终于认可了他的儿子们“寻找新的生活”的努力。这意味着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年代，我们的信念是一以贯之的，而先辈们梦想的黄金时代，在儿子们的努力下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彩。加拿大华裔作家李彦的《红浮萍》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小说讲述了革命年代中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悲欢，通过外婆、母亲雯和自叙者“平”在革命风云和政治斗争中的遭际和坎坷，写出了她们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经历着精神的漂泊，从而叩问了中国人的信仰所在。小说充分肯定了革命者的信仰，认为这是中国人追求理想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部小说最初是作者以英文写的，并在加拿大出版，出版后获得了加拿大的最佳图书提名奖，这是加拿大主流文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奖项。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有一种误解，以为凡是正面表现中国革命和中国经验，都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遭到西方的拒绝和排斥，因此为了得到西方的认可，就要套用西方的话语系统来讲述中国的故事。李彦《红浮萍》被西方主流文学的肯定，至少说明了一点，西方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拒绝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意义话语系统。特别是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创造着奇迹，西方越来越看重中国经验，研究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李彦的《红浮萍》从信仰的角度彰显了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小说着笔于雯在精神世界里的孜孜追求，她的女儿平开始还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对信仰这么执着，但后来终于理解了妈妈的虔诚：“也许妈妈只是需要维持她的信念，这样她所有过往的牺牲才会有价值。”无论是雯，还是平，还是平的外婆，三代女性的人生际遇都非常坎坷，但她们都向往着更丰富的精神世界，她们追求信仰，捍卫尊严，在这里包含着一种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李彦的《红浮萍》为当代文学如何处理中国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热情拥抱现实，阐释“中国经验”，体现了作家的文学良知。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单纯给人们提供精神消遣的，文学应该是人们心灵的一盏灯，也是人们的一座精神寺庙，人们阅读文学，更多的是期待从文学中获得精神的力量。如果文学不关注现实，甚至远离现实，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有力量的文学。中国经验特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实践中积累的新的经验和新的模式，因此中国经验是最具现实性的思想资源。近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带有深厚的中国经验的信息，这不仅使得长篇小说具有更强的现实感，而且也使得长篇小说具有更新鲜、更独特的精神价值。中国经验有可能使中国当代文学创造出辉煌。

近年来，许多作家深入实际生活、感受时代脉搏，在群众的生产生活中挖掘创作素材，汲取创作营养，写百姓故事、抒百姓情怀，创作出一大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学作品，这些兼顾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作品感动心灵、陶冶性情、赢得赞誉，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享受。

文艺创作还是其他各种文艺作品的重要源头，特别是影视、戏剧，更是离不开文学。

我们希望更多作家坚持“三贴近”，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写出更多讴歌时代的精品力作。在这里，我们发表有关评论和创作谈，把近期长篇小说佳作推荐给读者。

——编者

中国30年来的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在探索一条繁荣和发展的独特道路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们欣喜地将其称之为“中国经验”。一些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还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表现出他们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毫无疑问，中国经验将为人类文明添加上精彩辉煌的一笔。中国经验也给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最新鲜的、最独特的养分，为作家的突破与创新搭建起一个宽广的平台。当代作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主要依赖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来寻求突破，往往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处理自己的生活经验，因而缺乏自主性。这种状况自新世纪以来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作家们力图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叙事，作品中有很强的本土意识，包含着文学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认知，具有较强的现实品格和人文情怀。

拥抱现实，向往光明

继续发扬现实主义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不是削弱了，而是有所发展。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作家们有一种热情拥抱现实的冲动。徐坤创作《八月狂想曲》的过程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遵命文学”的命题，在北京举办奥运前夕，有关部门希望作家能为北京奥运写一部长篇小说。徐坤接受了这一挑战。但她并没有将此当成一个应景的宣传任务，而是作为一次阐释中国经验的机会。她将北京举办奥运置于中国崛起的时代大背景下，“打造青春中国的理念，给青春中国以激情”，塑造了一批年轻的建设者，他们在为奥运建筑新的比赛场馆，同时也是在建设中国的美好未来。事实上，中国变革中的现实正在挑战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中不断创造出来的中国经验考验着当代作家的认知能力和叙述能力。不少作家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对中国经验作出了独特的阐释。曹征路的《问苍茫》通过讲述深圳某电子公司的劳资矛盾的故事，鲜明地批判了资本至上、资本崇拜的社会现象，小说不仅是告诫人们，资本主义美梦做不得，而且也提醒我们要关注那些在中国现实土壤上产生的新的因素，比如民间维权，比如劳动法，等等。小说写到在生产出现困难的时候，老板陈太采取了撤资逃逸的恶劣做法，导致劳资矛盾白热化，工人们涌上街头堵塞了交通，最终是由政府出面解决矛盾，“这次真是政府出了大血，不但工资加班费照发，愿意回家的还出了车票。”也许有的读者会对这样的结局不满，认为这是作家添加的一个光明尾巴。我并不认为这是光明尾巴。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应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本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曹征路的“问苍茫”之问，其实就是要问出中国自己的特色、中国自己的经验在哪里。

审视乡土，正面困境

开辟乡土叙事新路径

作家们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主动介入到对中国经验的阐释中，就有可能拓展和深化以往的文学主题。这一点在乡土叙事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农村是现代化最艰难的关隘，农村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因此乡土叙事也多半是沉重的主题，比如贾平凹的《秦腔》，面对土地的日益凋困，唱的是一首乡土文化的挽歌。关仁山的《麦河》也像贾平凹的《秦腔》一样写到了乡村的困境，关仁山同样为土地的凋敝而忧虑，他借小说中的人物喊出了“救救土地”的警语。但与此同时，河北农村进行土地流转的试验让关仁山感到了土地复苏的希望。他以土地流转作为《麦河》的基调，将乡土叙事的主题由挽歌转化为颂歌。但他的这首颂歌是浸着忧伤的颂歌，因为土地流转并没有完全消除他对土地的忧虑。关仁山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对土地的认识更加深化。他将土地人性化和精神化，他关注土地，最终是为了关注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农民。他意识到，土地流转可以解决农民经济上的困境，却并不能直接带来农民与土地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要靠农民自身来创造。所以关仁山在小说中提出了小麦图腾的概念，力图营造一幅小麦文化图景。关仁山从幸福的角度解答了农民与土地的和谐关系。农民离不开土地，不仅仅是他们要从土地里获得粮食，还因为他们的精神和幸福感都是从土地里获得的。土地流转也许解开了农业生产的瓶颈，迈向了现代农业，可以带来经济的大发展。但它也为农民是否还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埋下了伏笔。唐晓玲的《古画》虽然讲述的是江南某一个村子的故事，但它仿佛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乡村的必由之路，毫无疑问，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必须要借助城市化的成果和动力。就像小说中所描写的五亩园村，不仅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四周就是崛起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日子过得非常滋润。但是，在他们滋润的日子里其实是暗藏着矛盾的，不断扩张的城市日益蚕食到乡村。城市不仅要吞食乡村的土地，而且要吞食乡村的文化。因此尽管唐晓玲身边正在崛起一个新农村的雏形，但她并不是一味陶醉在新农村的一派大好景象中，而是以一个作家应有的独立思想品格去审视这一切。小说以五亩园村卷入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整体规划蓝图中为情节线，人们对于怎么规划五亩园的土地有了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既涉及各人的切身利益，更关乎乡村文化的未来。老书记张惠芳尽管在急剧变化的现实面前也迷茫了，他不知道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但尽管如此，他要竭尽全力保护那一百多亩丰产田。而市委书记能够听取这位乡村基层老领导的意见，就在于他认识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不是将农村变成城市，也不是把古村落从新农村的版图中单独出来，而是将农村的山水、耕地、植被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和谐发展融为一体。”这是江苏的政治决策者们在现代化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唐晓玲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因而将一个沉甸甸的启示蕴藏在轻松明快的小说叙述中：怎样让小桥流水的千年文化意蕴继续传承下去，让农民既过上高品质的现代化生活，又保持美丽的田园风光，这是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江苏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广大农民正在以自己的实践来破解这道难题，作家则以自己的文学智慧参与到这道难题的破解之中。而这也正是中国经验最具独创意义和价值的内容之一。无论是关仁山的《麦河》，还是唐晓玲的《古画》，可以说都抓住了新农村建设中的中国经验，并努力挖掘中国经验的人文价值，由此也开辟了乡土叙事的新路子。

焕新话语，书写历史

世界眼光阐释中国经验

中国经验也给作家提供了一条重新审视中国本土文学资源的有效途径。自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再一次红火起来，如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艾伟的《风和日丽》、都梁的《亮剑》、铁凝的《笨花》、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这些作品突破了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在主题上的局限性，也匡正了一度流行的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去政治化倾向，赋予作品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明显从中国经验的启发性思维中去反思历史，他们对历史的书写可以看做是对中国经验的溯源。如邓一光在《我是我的神》中所写到的主人公乌力图古拉、萨努亚夫妇俩，他们一生的信念就是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当乌力图古拉即将逝去时，终于认可了他的儿子们“寻找新的生活”的努力。这意味着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年代，我们的信念是一以贯之的，而先辈们梦想的黄金时代，在儿子们的努力下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彩。加拿大华裔作家李彦的《红浮萍》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小说讲述了革命年代中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悲欢，通过外婆、母亲雯和自叙者“平”在革命风云和政治斗争中的遭际和坎坷，写出了她们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经历着精神的漂泊，从而叩问了中国人的信仰所在。小说充分肯定了革命者的信仰，认为这是中国人追求理想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部小说最初是作者以英文写的，并在加拿大出版，出版后获得了加拿大的最佳图书提名奖，这是加拿大主流文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奖项。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有一种误解，以为凡是正面表现中国革命和中国经验，都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遭到西方的拒绝和排斥，因此为了得到西方的认可，就要套用西方的话语系统来讲述中国的故事。李彦《红浮萍》被西方主流文学的肯定，至少说明了一点，西方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拒绝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意义话语系统。特别是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创造着奇迹，西方越来越看重中国经验，研究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李彦的《红浮萍》从信仰的角度彰显了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小说着笔于雯在精神世界里的孜孜追求，她的女儿平开始还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对信仰这么执着，但后来终于理解了妈妈的虔诚：“也许妈妈只是需要维持她的信念，这样她所有过往的牺牲才会有价值。”无论是雯，还是平，还是平的外婆，三代女性的人生际遇都非常坎坷，但她们都向往着更丰富的精神世界，她们追求信仰，捍卫尊严，在这里包含着一种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李彦的《红浮萍》为当代文学如何处理中国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热情拥抱现实，阐释“中国经验”，体现了作家的文学良知。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单纯给人们提供精神消遣的，文学应该是人们心灵的一盏灯，也是人们的一座精神寺庙，人们阅读文学，更多的是期待从文学中获得精神的力量。如果文学不关注现实，甚至远离现实，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有力量的文学。中国经验特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实践中积累的新的经验和新的模式，因此中国经验是最具现实性的思想资源。近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带有深厚的中国经验的信息，这不仅使得长篇小说具有更强的现实感，而且也使得长篇小说具有更新鲜、更独特的精神价值。中国经验有可能使中国当代文学创造出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