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出了以鲁迅等一批文学大师，鲁、郭、茅、巴、老、曹，还有沈从文、钱钟书、冰心等等。虽然也有一些文学大师成色虽然并不怎么样，叫起来有点勉强，但还不至于让人觉得别扭。

可解放后一直到现在，偌大个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文学大师了。王蒙不够格，贾平凹不够格，莫言不够格，余华不够格，……领过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一大堆作家，没有一个够格的。除了余秋雨自告奋勇半推半就“大师”的称号，我们没见过那个作家在正式场合被称之为“文学大师”。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作家还是作家，然而，人也不再是那群人。现代人的价值观已经面目全非。功利化的价值观无孔不入，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文学也不能幸免。

新中国不出文学大师，有人把原因归咎体制，我认为此种说法值得商榷。同样的体制，为什么科技界能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人文学科却交白卷？当年鲁迅他们，也是在体制内领工资，却并不影响这些大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所以，板子一味打在体制的屁股上，痛快是痛快了，却有失偏颇。

也有人认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把原因归咎“盛世”。这是不确的。究其实，所谓“幸”与不幸，其实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有时候，国家不幸，大环境不好，但作家个人的生活境遇比较好；有时候大环境好，即盛世时代，作家个体的生存状况却很糟。这就不好解释。比如，李白杜甫是出生在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李白大杜甫十一岁，两人又都经历过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代中期的一次最大内乱，是唐代从大治到大乱的历史拐点。李白和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都创作出许多优秀之作。你说李杜是乱世出的大师还是盛世出的大师？这就不好界定。“诗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是一种情况，“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是一种情况，不能将二者绝对化。改革开放后中国不出文学大师，文革十年那样的“乱世”，同样出不了文学大师。可见“盛世说”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觉得，伟大作品的诞生，大环境并非是决定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作家本人，别把过错都算到时代身上。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不能本末倒置。盛世有盛世的大师，乱世有乱世的大师，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怎样的人才有资格称之为“文学大师”呢？用毛泽东评价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能“动天下之心”。这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在我看来，大师之大，不在著作等身，不在胡子长短，在于人格和文魄之大，在于其作品传达的伟大精神和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