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中国作协的“走进红色岁月”采风活动，来到瑞金的谢家祠堂。这里曾是当年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办公的地方。1934年，红军战略转移后，国民党“围剿”部队攻入中央苏区进行了报复性大屠杀，就在这个谢家祠堂的门前，被杀害的群众遗体堆积得比房子还要高。当时我被这件事震撼了。这些群众都是因为曾经帮助过红军、支持过红军才被杀害的。但是，这些群众却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留下。在这样厚重的严酷的史实面前，再想一想我们今天一些柔软的、散发着浓重商业气息的文学作品，是不是过于苍白，过于浅薄了？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决定，将自己这部正要着手创作的长篇小说《红》的视点，放到这些普通民众的身上。
文学创作是需要想象的，但是，面对着当年苏区人民留下的这些鲜活的事迹，我感到，自己的想象力竟有着太大的局限。苏区人民的英勇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文学工作者的想象。我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曾经听到两个女人的故事。她们都是很普通的农村妇女。一个女人，是一位红军干部的妻子。在红军撤离苏区，她与新婚才几个月的丈夫分别。丈夫对她说了一句话：“我不会死的，你一定要等我！”就为了这句话，这个女人整整等了丈夫80年！直到她97岁临去世时，仍在盼着自己的丈夫归来。另一个女人，为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一位烈士，守灵守了70年。其间她曾被误认为是叛徒，甚至被判刑入狱，但她被平反昭雪后，又回到那位烈士的墓前继续默默守灵，直到94岁去世……这两个女人的故事，都被我写进了这部名为《红》的长篇小说。我相信，如果没有她们的原型，这样的故事就是再有想象力的作家也是很难想象出来的。在这里，我要感谢这些人物，当然，我更要感谢当年千千万万赣南人民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的，是他们，用自己的故事，用自己像乳汁、像鲜血一样的资源，为我们文学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营养，更让我们时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