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发起并联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中国图书馆学会经典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举办了“2011华夏阅读论坛——‘黄跋顾校鲍刻’与中国古旧书文化研讨会”。现场展出的多部清代乾嘉以来的批校本让藏家和学者大饱眼福。作为古籍善本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批校本正成为艺术市场中倍受推崇的版本，进而开始成为藏家的“新宠”。
据了解，古籍收藏和拍卖的“重器”首推宋元本；明清内府刻本、套印本等具有视觉美感的版本也深受青睐。长期以来，清代乾嘉时期以来的名家批校本并不显眼。去年秋拍中，“清代第一校勘家”顾广圻（字千里）批校《战国策》、黄丕烈作跋《国语》先后现身拍卖行。其中顾氏批校本首次现身就以800.8万元创下此类古籍的拍卖纪录。
3位名家筑起文化高峰
“顾批”《战国策》，“黄跋”《国语》，黄丕烈批校、吴湖帆夫妇旧藏明汲古阁《梦窗词丙丁稿》，纪晓岚批校《唐诗鼓吹十卷》，以及“黄跋”清抄本《文房四谱》、“黄跋”明抄本《画鉴》等数部珍贵古籍悉数在杭州对外公展，这让现场的多位学者惊叹不已。
批校本近来势头不错，但过去几十年间并没有现在的反响。近代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评价顾广圻是“清代校勘第一人”。然而，“顾批”本直到2010年才正式在拍场出现。
得知顾广圻批校的一部《战国策》拍卖价超过800万元人民币，知名“顾批”研究专家、日本国立金泽大学教授李庆很是吃惊。因为，他30年前写《顾千里研究》时，根本没有多少人关心，以致这本书的书稿在出版社搁置了9年才出版。
中国历史上，黄丕烈是一个看似很平常的人物。他没有登过高官显位，也没有创下丰功伟业，一生只专注于藏书、鉴书、校书、刻书，为书编目、题跋，后人将黄丕烈称为“目录学之盟主”。“在版本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黄丕烈是版本学真正的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姚伯岳如是说。
南开大学教授、知名古典目录学专家来新夏认为，校勘、版本、目录、考证是清代乾嘉学术的4根柱子，黄丕烈、顾广圻、鲍廷博则是乾嘉时期的代表人物。“黄丕烈、顾千里、鲍廷博这3个人合在一起，不是人为的，而是历史形成的。他们三人是历史形成的一个时代文化高峰，共同形成了乾嘉时期的藏书高潮。”古籍专家、天津文史馆馆员刘尚恒如此评价3位文化名家的成就。
批校本魅力何在？
早在30年前，批校本的独特价值已获官方确认。20世纪80年代，国家组织编写《中国古籍善本目录》时，对所收善本的下限规定是：不晚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但批校本并不在此限之列。那么，批校本的独特魅力究竟何在？
批校本是批本、校本、题跋本的统称。专家称，这些经前贤亲笔点校、批读、题跋过的书籍，也许本身年代并不十分久远，但批点时所依据的本子必是名家学者多方搜求而得的精善之本，同时又融入批阅者的多年心得，而后或被重抄、或新校，乃至重新刊刻，礼赠同好，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支脉。以黄丕烈、顾广圻、鲍廷博为例，经他们题跋、批校、刊刻的善本古籍以其独特的学术、艺术和文物价值尤为后人所珍重。
在业内人士看来，批校者就好比妙手回春的医生，一部原本无差别的普通书籍，经他们点化之后，便拥有了独特的生命力。
专家说，名人批校本可称为书林中之“隐贵”，外表未必奢华，但是气质幽雅，风神独具，足倾吉士之心。人们对“黄跋”“顾校”“鲍刻”以及其他名家批校本的热衷，从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也是对学者、学养、学术的尊重和推崇。这或许是批校本能在古籍善本的众多品类中独树一帜，引起学界、业界以及官方多重关注的原因所在。
古旧书史亟待梳理
赏毕批校本珍品，人们开始思考当下的学术研究现状：顾广圻、黄丕烈、鲍廷博等对中国古书的流通、传播等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们收藏古书、校勘古书、刊行古书，都是为了保存古书，使之能以其原来的面貌长久流传，更真实地保存了我们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存世的批校本现在的数目有多少？这些本子分别藏于哪些机构？遗憾的是，目前还无从给出答案。对于古旧书业而言，长期无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形态老迈的古旧书，从来就是一道夺目的人文风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教授徐雁说，古旧书业的存在，不仅给人们提供着缅怀往日文化、追索历史故道的温情之所，而且有功于中华民族知识成果的集纳，为著述、藏书、拍卖提供源头活水般的资源。然而，令徐雁教授深以为憾的是，有关中国古旧书业只有若干回忆性的文章发表，始终缺乏学理性的系统著述。
2003年，徐雁和郑州大学图书馆研究员赵长海都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核心内容都是古旧书业研究，最终也同获批准立项。这让赵长海激动不已：“同一年有了两个古旧书业的项目。可以说，古旧书业从这一年开始正式提高到了国家高度。”徐雁感慨说，仔细梳理中国古旧书业史料，为我国这一古老的行业存史，既是当代学人所呼吁期盼，也可以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马子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