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汪国真去世引发大讨论：纯真记忆还是鸡汤毒药？

汪国真去世事件显示出大众与精英在诗歌审美上的巨大分野

凤凰网文化讯 2015年4月26日凌晨，著名诗人汪国真因肝癌去世，终年59岁。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象级诗人，汪国真曾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尤其在校园掀起“汪国真热”，成为一代人的经典记忆。备受追捧的同时，汪国真的诗歌一直以来也伴随着争议。

在汪国真去世当天的微博和朋友圈中，针对汪国真的诗歌价值和大众影响，产生了截然对立的观点，一些诗歌群出现刷屏现象，诗人们你言我语，针锋相对，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

拥护者认为无论如何看待汪国真的诗歌，他确实影响了一个时代，而在90年代初中国开放的最关键时期，汪国真让年轻人回到了个体的感受。反对者则认为汪诗是一副麻醉剂，不仅没有文学价值，甚至是一场语言的灾难，公众对鸡汤式诗歌的热捧反映出文化贫瘠的现实。

与诗歌圈的热议相比，普通网友则用点击量和跟帖表达意见，凤凰网文化的汪国真去世专题，实时流量比两周前去世的诺奖作家格拉斯足足高出200倍，可见汪国真在大众层面的影响力。继余秀华诗歌热潮之后，汪国真去世事件不仅映照出知识界对于诗歌价值的认知差异，更再度显示出大众与精英在诗歌审美上的巨大分野。凤凰网文化特摘录观点如下：

倒汪派：“鸡汤诗歌”是文化贫瘠的反映

学者冉云飞将汪国真的诗封为“鸡汤鼻祖”--他就是今天心灵鸡汤与正能量的“祖宗”，是趁虚而入的产物。“很多人看似纪念汪，只因汪是他们青春期的酵母，他们在玩青春自恋而非青春纪念。汪的送葬队伍里固没有敌人，但有很多最后一次消费他的消费者。”

诗人、评论家朱大可对“鸡汤”说法表示认同，“鸡汤诗人谢世所引发的超常赞美说明，文化贫瘠时代的中国人，对鸡汤的记忆、嗜好与依赖，已经到了令人心痛的程度。”朱大可同时对对汪被冠以“大师”的说法提出异议，表示“大家不懂诗的话，还是默哀的好”。

在与凤凰网文化的连线中，诗人潘洗尘回忆起多年前与汪国真做过一次电视节目的情景，据潘回忆，汪在现场发言时，以销售量作为评判诗歌好与坏的唯一标准，潘洗尘对此不能认同，“当时就让我想起一个与诗歌最不搭界的大词：GDP”。至于汪国真的诗歌，潘洗尘评价，“曾是一场语言的灾难”。

诗人喻言认为90年代汪诗的流行，是一种书商包装的流行文化，某种程度是扭曲、误导和降低了中国青少年的审美品位，以及他们对当代诗歌的鉴赏能力。汪诗走红是一副麻醉剂。“现在人走了，再说是非或有不当，但所有人要清醒，不能为死者讳而掩盖真相。”

学者杨早也认为，本该是反思匮乏与蒙昧的时机，就变成了伪青春的记忆狂欢，汪国真全面登陆市场与媒体是八十年代末的真空，他谈不上抚慰创痛，却为那个时代“美白”。“就像1990年的春晚，你能看得出直播室外的北京的空气吗?一首首鸡汤诗后面，就是一代人被压抑的失语的青春。”

某诗人群中的诗人“molly周”则发现了汪国真与郭敬明之间的隐秘联结，“汪的抒情小诗适合个人心情，而不是时代的声音，汪的走红与今日郭敬明有相似之处，现在不少人喜欢郭敬明，郭同时被许多人鄙视（绝大多数不是作家）”。

挺汪派：是一代人自己选择了汪国真

对于反对者的质疑，学者熊培云予以坚决回击，“以反政府的立场骂汪国真的人，还是给自己留点人道主义的底色吧。不要因为没有人愿意顺着你们去牺牲，就去诅咒书写热爱生命的人。”“在我印象中，汪国真的诗歌，是个人主义的。他没有作恶，曾经喜欢他的人也没有因为读了他的诗歌作恶。”

与反对者相比，“拥汪派”多是90年代汪诗热的亲历者，并借此追缅自己的青春。

胡紫微说自己从不敢承认被汪国真的小诗激励过，生怕被人笑话是俗人。“现在再说什么都晚了。”

陈杰人则对那个年代人们“质朴的情怀、崇高的理想、纯净的为人”记忆犹新，“汪国真不仅给年轻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人生体验和价值观，也客观上有力助推了当时诗歌热的兴起。”。

和菜头将汪国真归为流行文化范畴并为之辩护：“汪国真的诗、庞中华的字、琼瑶的小说、小虎队的歌是好还是不好？它们都是当时的流行文化，受众数以千万。如此多的人接受，注定不会高妙到哪里去。但是，今天喝上了勃艮第的酒，也没有必要为当年喝流水线上的可乐而羞愧吧？”

张颐武认为人们低估了汪国真的贡献，他被许多人嘲笑讥讽。“在90年代初中国开放的最关键时期，他让年轻人回到了个体的感受之中去体味生命。他的诗没有80年代朦胧诗的现代主义的维度，但他把大叙述层面上的关切，化为细小真切的浅吟低唱、成为让普通青年理解的小感悟，从而让人们的人生丰富”。

诗人羊羽认为汪国真的影响力不容抹杀：“无论如何看待汪的诗歌，他确实影响了一个时代，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尖锐地向其他诗人发问：“你们口口声声说他不是诗人，写的东西不是诗，那就请你用文本说话，去影响一代人，一个时代！”

小说家、导演李霄峰对当代诗人印象不佳，“相比那些弹冠相庆摸女青年大腿满耳'梦碎的声音'的阶层感强烈的诗人群体，汪国真倒是更孤立特别的那一个了。”

艺评人廖廖从东西文化的差异解读汪诗流行于中国的背景：“东西方的偶像有着巨大差异，一个是温和的文人，一个是暴力的骑士。汪国真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化偶像，他有着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文人偶像的底色：温文平和、顺从犬儒。而西方的偶像则继承了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哪怕是文化偶像，也有着好斗、反抗、自由、侵略性的骑士本色。”

他最后总结说，“也许我们不该说汪国真影响了一代人，而是一代人自己选择了汪国真。”

不过反对者对此显然不能苟同，策展人顾耀峰认为不能混淆作品好坏与影响力大小两者的区别，“产生影响和作品好坏是两个系统。差的东西未必不会影响时代，但如果以此回避掉作品好坏，那就是混淆了两个系统。艺术界文学界时常有这种策略性的混淆。当然，有时候是非策略性的。”

作家马小盐说，“这个时代，没有诗人能影响一代人。哲学，文学，诗歌皆如是。一些大家之所以有影响力，是知识分子们在力撑，而非大众。大众认可这些大家，无非装*而已。能影响一代人的只是大众文化领域的事。”

中立派：影响谈不上 但不会刻意贬低他

也有一些人士站在中间立场，对汪国真诗歌给予了相对平衡的评论。

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将汪诗与汪诗的影响加以区分，一方面认为汪诗确实比较幼稚和浅显，所以易被中学生所喜爱，但另一方面，他的流行并非他的过错，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我觉得就是按照读者的，假如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这个就是市场需求。而且他在多元化的诗歌格局当中，也有他的理由、有他的意义”。

唐晓渡甚至从诗歌史和文化分析的角度，提出了汪国真的研究价值，“至少汪国真他是构成现象的，就是他当时突然这个那么多人喜欢。我说他作为一种文化对象或者风向，它是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切点的。”

诗人慕昀认为，诗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载体，把真实的情感表达出来就好了，没啥好争得你死我活的，只要求情感真实，崇尚好的方面就好。有诗人则附议说，诗跟人一样，有各种类型，适合各种人群，“就像现在小女生喜欢郭敬明，无所谓好坏，是一种文化现象”。

独立导演兰波说，“看过几首汪诗，影响对我来说谈不上，但也不会刻意贬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