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在中国：不再满足于自我赋权

女性主义第一、二波浪潮期间，西方国家所举行的女性主义维权运动。

当“Feminism”这个英文单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流入中国时，出现了两种译法，“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李银河后来说，“Feminism”在中国翻译出了两个词，本身就暴露出了问题。

即便是“Feminism”在国内出现已经20多年后，人们在提起这个词时，也还是将“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混淆在一起进行使用。五年前在一次采访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英桃教授说道：“中国人一谈起性别问题，常常会声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好像自称女权主义者是丑陋的事。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女权主义常常被丑化，甚至被妖魔化。”此时距离戴锦华大声宣布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已经过去了十余年。

上世纪的女权主义

从“铁娘子”到“女人味”

“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即最初由李大钊、陈独秀等男性推动和倡导。近百年来，经历了数次革命，中国女权的发展比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快。如今，一种新女性主义在中国悄然登场。”在五年前的同一个采访中，李银河对中国的女权主义如此概括。

王政和沈睿可以算是真正的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代表，这些人大都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铁娘子”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女人味”的时代，她们也都经历过女性意识的焦虑。

在改革开放以前，“男女平等”一直是被国家垄断的议题，那时妇女地位的上升在日后被称作“国家恩赐的妇女解放”。它的特点是自上而下从阶级出发，忽视男女性别差异，使当时“铁娘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资本在中国重新分化，资本市场化伴随的是资源大量流向男性的父权回潮。再加上革命和阶级的话语被否定，也让改革开放后的一代对“男女平等”产生了“寒蝉效应”。女性急着寻找自我，从“铁娘子”的形象中解脱出来，寻找回归自然的“女人味”。

九十年代，世界妇女大会的到来成了女权主义的新起点。“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被带入中国，也第一次把妇女权利纳入了人权的范畴。“社会性别”的概念挑战了八十年代男女性别自然化的“本质主义”思维，而把性别归为社会构建的结果，这也形成了九十年代后期的女权主义的根本动力——消灭操演着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运作机制。王政和沈睿，分别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到国外接受了女权主义相关的教育，开启了各自的女权主义启蒙道路。

本世纪的女权主义

不再满足于自我赋权

随着中山大学的教授艾晓明在2003年创立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并带领学生排演女权主义话剧《阴道独白》，中国的女权主义思潮逐渐地走向了大众。柯倩婷、李思磐均受到了艾晓明的影响，在不同领域举起了“女权主义步入主流话语”的大旗。2009年，妇女监测网络“女权之声”作为NGO创立，负责人便是现在青年女权行动界的精神领袖“吕频”。多元化、诉求普通人参与是第二代女权主义的特征，她们与媒体互动频繁，策划文化活动，高调发表女权主义言论，力图影响年轻人的观念。

2012年，青年女权倡导小组BCome在北京成立。以肖美丽、赵思乐和艾可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被媒体称作“青年女权行动派”。她们多为85后，成长在世妇会一代所倡导的与公共空间紧密结合的女权土壤中。“青年女权行动派”充满了创造性和行动力，有时甚至有些荒诞。她们把平权倡导诉诸话剧和行为艺术当中。其中最引人侧目的平权行动有倡导反家暴的“带血的婚纱”街头行为艺术、抗议高考招生性别歧视的“剃光头亮瞎教育部”行动、呼吁男女厕所厕位比例不均的“占领男厕所”等行动。这些行动给她们带来了不少年轻的支持者，也有的放矢地推动了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改变。她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自我赋权，她们更多地想要影响制度，做游戏规则制定的参与者。

从国家恩赐的妇女解放，到人权范畴内的妇女权力倡导，女权思潮在中国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着。她们不断地发出声音，一点一滴地挑战着男权结构的陈规，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她们的声音听来并不温柔甜美，偶尔尖锐，甚至振聋发聩。

“在我们这里，音量刺耳是应对装聋作哑的”，女权主义作家张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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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在世界

人类社会史上，人权的概念已有了200多年的历史，但人权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包括女权。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发表《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女性主义运动拉开序幕。“宣言”开宗明义，认为“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两年后这个宣言的作者就被她过去的男性同党推上了断头台。

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文本批评或话语批评的时尚，则迟至1960年末的政治动荡时期才在西方出现。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启蒙者之一，弗吉尼亚·伍尔芙就已经注意到，在主流话语中缺乏妇女的声音，大部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其实都只是说着男性作家要她们说的话，做着男性作家要她们做的事。

妇女解放运动到今天为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性平等、两性平权和两性同格。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与最初的女权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一波女性主义”（the first-wave），而1960年之后的女性主义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the second-wave）。也有第三波女性主义（the third-wave），三个“波”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就像海浪般，一个接一个永不间断，后来者运用了前行者的贡献与资源。

女权主义在舆论空间

春晚事件

春晚再一次让女权主义以愤怒的姿态进入了公众视野。

在其乐融融的春节期间，一群人对“性别歧视”的讨伐，掀起了公共空间里的论战。北京的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女权之声”历数了春晚歧视的种种罪名，发起了“抵制毒春晚”的联名信，得到了众多响应。

然而与此同时，“玻璃心”、“过敏”、“偏激”，这些标签又被扣在了女权主义者的头上，似乎很多本对春晚毫无好感的人们，也因对“女权”的抵触，而站在了春晚那一边——打起了“捍卫春晚言论自由”的旗号。

周国平“直男癌”事件

还未淡出公众视野的周国平“直男癌”事件，也曾是女权炮火连天的战场。

两个月前，周国平发表微博写道，“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周国平被指责为自恋的男性知识分子，给女性灌鸡汤的“隐性”压迫者。

“直男癌”这个词语的出现，第一次让女性有了对男权价值的反击力，网络上也随之伴有大批的女性团结在了一起，反对男权价值的洗脑。但关于“直男癌”的讨论和诊断还未退去，网络上马上又兴起了一个新的流行词——“女权婊”。

“武媚娘剪胸”事件

去年年底湖南卫视的热播剧《武媚娘传奇》突然被广电总局叫停“剪胸”的事件，先是掀起了男性为主体的舆论风波。事件被大量网友吐槽，一篇名为《只许官员玩奶，不许百姓看胸》的帖子在微信上广为传播。

在男性用“看大胸”的欲望向公权力抗辩时，在极权和男权两相争夺对女性身体的话语权时，女权主义者们打破了这个格局，展开了女性对女性身体话语的争夺。吕频、李思磐和艾晓明纷纷发出了声音，虽然这些声音内部也有分歧，却也掀起了对“男性凝视”和对“消费女性身体”的集体探讨。

本版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