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肖像背后的社会风潮与艺术变迁：再看肖全那一代

《下班的米妮》，严明作品。

《我的码头》系列之一，严明作品。

《海岸线》系列之一，张晓作品。

《他们》系列之一，张晓作品。

三毛。肖全作品。

《历史的语境》系列之一，肖全作品。

在豆瓣网上，摄影师肖全在广州方所书店的分享活动，关注度接近700人。达到这样的热度并不容易，尤其，对大众来说，肖全已经远离视野很久了。“很感激你，能让我们后辈认识那个年代。”1月27日的活动上，提问环节，一女青年抢到话筒后激动地说。

那个年代？让肖全一举成名的影集《我们这一代》，记录了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精英们的模样。“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与他镜头下的张艺谋、贾平凹、王安忆、张晓刚等一样，肖全亦是那代文化人中一分子。时代的印记在他和他们的身上不可磨灭。怀疑、孤独、冷嘲、热讽，那代人热热闹闹，或渐行渐远。“成功的都一样，成功的都富有、名利双收，不成功的也各有各的不成功因缘。”肖全说。

2014年底，成都当代美术馆馆长、艺术史学家吕澎用六个展厅重现“我们这一代：历史的语境与肖像———肖全摄影作品展”，对于“那一代”，吕澎直言不讳，社会并没有停留在八十年代，也没有停留在九十年代，从“文革”一直到现在都如此鲜活的一代人“很牛，挺复杂，复杂到可以结束了，其实是翻过去了，翻过去就翻过去吧”。

历史的因缘

肖全成功用自己的镜头，“复制”了中国那一代文化人所特有的孤独与历史感，拍摄出了当时正在创造、书写历史的“我们这一代”。

2014年12月27日下午3时，在《我们这一代》初版发售18年之后，肖全再次走入公众视野。在成都当代美术馆2014年度大展“我们这一代”上，由他编辑的最新版本《我们这一代——— 历史的语境与肖像》首发。

“这其实是早就应该去完成的一件事，只是因缘到今天才促成。”近年开始学佛的肖全，认为这是因缘因果。吕澎早就希望完成这个展览，肖全是从成都成长起来的，吕澎又主持着成都当代艺术馆的项目，“既然这些底片都在，为什么不花点时间把它们整理、编辑，把它们从柜子里拿出来呢？”

与早已曝光、广为传播的那些“时代肖像”不同，这次展出的还有肖全于同时期拍摄的城市景观照。肖全说，当时只觉得肖像特别特别重要，但今天当他重新来编辑这本摄影集，感受到除了肖像其他照片同样极其重要。

“例如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国走向开放’系列里的最后一张图。”肖全说，那是1997年2月19日的北京，邓小平去世的那一天，一个青年在天安门广场前，手拿邓小平的遗像。“他后面是天安门，是毛。”肖全说，那张照片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是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

“这些肖像和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及我所经历的文化事件互为语境。”在肖全看来，今天再把肖像和城市景观放到一起，观众就更容易理解当时那个时代、这些肖像的意义，以及它们生长的背景。

上世纪80年代初，还在北京某海军航空兵部队服役的肖全，拿每月不足10元钱的津贴购买摄影资料。那段时间里，肖全知道了法国有个叫布列松的摄影家，用莱卡相机拍摄他熟悉的巴黎；一个叫卡什的加拿大人拍摄了“二战”期间自信坚定的丘吉尔。

“布列松的代表作，一个小孩为老爸打酒。那个小孩表现出的喜悦，看起来特别简单，但其实那个时代，所有的服饰、一个眼神、街道的场景……都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肖全说，那时候全世界的街头都在发生着一些事情，布列松看到了并拍摄了下来。

1984年底，肖全转业复员返回成都后，开始尝试像布列松、卡什一样，去拍摄他自己所熟悉的成都，人、物、景。某种程度上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肖全拍摄肖像的同时留下了当时城市的景观，是一种顺其自然。

“人群中这些面庞的闪现/湿漉的黑树干上的花瓣。”美国现代诗人庞德的诗歌在1985年引入国内后，刺激了当时无数中国文艺青年的神经。肖全也同样被庞德所刺激，不过是以一种不完全相同的方式。

1988年，在一本当时叫做《象罔》的“地下刊物”中，肖全无意间看到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礼帽、大衣、西方格西装，还有手杖……”正是这张庞德于1963年在威尼斯的照片，使肖全第一次起心动念要为中国的文化人，拍出“感动我又感动别人”的照片。肖全曾说，如果没有那张庞德图片的刺激，很有可能就没有《我们这一代》。

命运也在背后轻轻拍打肖全。肖全至今也没弄明白怎么会与三毛结缘，但1990年9月，在成都，肖全与三毛见了三天。“那三天，我隐隐约约能感到三毛深埋于心底的孤寂。她仍然在寻觅与之相伴终生的灵魂。”肖全给三毛拍下了不少她非常喜欢的照片。其中一张三毛坐在街边、目光远望的照片，三毛说是无价的。“你知道吗？我十几二十岁就一个人梳着短发，背着包周游世界。20多年了还是我一个人。瞧！多么倔强的女人啊！这是我漂泊生活几十年的概括。”三毛对肖全说。

1991年，肖全出版了三毛的影集《天堂之鸟》。也正是那本《天堂之鸟》，让杨丽萍找到肖全，希望肖全给她拍照片。而后，在全国多地奔波几年，才有了如诗人顾城、北岛、舒婷；作家三毛、王朔、贾平凹、史铁生；音乐家谭盾、崔健、“唐朝”、窦唯；艺术家张晓刚、刘小东、陈丹青、曾梵志；以及电影界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巩俐等影响一代人的200余位文艺大腕的肖像，也就是《我们这一代》。

肖全跟随张艺谋到片场很长一段时间。当决定张艺谋以何种姿态进入《我们这一代》时，肖全从上千个底片中挑选了张艺谋张大嘴巴叫“Cut”的头部特写。杨丽萍也同样被肖全拍过无数剧照，书中杨丽萍却是以在镜中端详自己面容的一个随意瞬间而出现。“本能地，感性地，瞬间而随意地，这是肖全的工作方式，这使得那些通过审慎思考才可能按下快门的方式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吕澎说。

在初版的《我们这一代》代序中，陈侗写到，拍照的难处在于人人都能拍照，衡量一名真正的摄影家除了技术还有心智。当我们对他的某一件作品发表见解时，便会从中发现：那些最丰富的素材，那些最深刻的内涵和最有趣的生活琐事最终归于一个特写———表情或手势。在肖全那里，这一切也许是不知不觉产生的。

“深邃，无尽的孤独，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充满历史感。”吕澎说，庞德特殊的经历以及他的复杂的文字，都给予肖全深深的打动。而肖全也成功用自己的镜头，“复制”了中国那一代文化人所特有的孤独与历史感，拍摄出了当时正在创造、书写历史的“我们这一代”。

摄影的变化

以前的摄影，关于社会生活的记录的“图片故事”，渐渐变成了摄影师个人的态度表达，一种个人情绪、观念与现实进行对应。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肖全开始了被一些人看来很难理解或者跨度较大的改变。1997年起，肖全开始从事商业拍摄的一些项目。直到2007年，肖全又重新拿起背包，开始了全世界行走。

“拍的是名人自然火”、“转做商业摄影已不纯粹”，大家这么说。

“其实后来碰到一些此前拍到的艺术家，他们也很希望我再给他们拍照，而我最初拍图时，也是这样希望的。”然而20多年过去，肖全却始终没有动静。他说，自己其实认真准备过，但是始终因为内心的脆弱，并没有勇气来做这样一件事。

“他们的画虽然比以前卖得贵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内心很多的东西还坚守着。”肖全说，自己肯定也不是纪念“那一代”“歇了”而再次出书。在肖全眼里，很多艺术家没老，但也没有那么活跃了。镜头下，一切都是相对的。

“如果把肖像摄影作为单门系统来说，在肖全离开后，其实国内肖像摄影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原《现代摄影》杂志主编、知名摄影评论家、策展人李媚说，没有哪一个摄影师是一直都在拍肖像的。对当代的摄影师来说，摄影方式有些可能带有导演观念，主要是根据自己的拍摄需要，拍一段时间肖像。最近一段时间，做肖像摄影比较多、集中的摄影师，例如洛丹拍摄了基督徒，江融拍摄过联合国里工作的人，还有就是邸晋军拍摄《智者》系列。

在李媚看来，以前的肖像摄影，例如肖全拍摄《我们这一代》，是比较向外的，关于社会生活的记录，纪实是主要目的，而图片也以一种图片故事的方式呈现，记录社会生活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肖全在出版《我们这一代》时，就听取陈侗的建议，“像美国新闻摄影师约翰·菲利普斯——— 一位陌生的历史‘见证人’——— 那样，在图片之外写些文字，回忆拍摄过程中的人和事，以使这本摄影集更具可读性。”在陈侗看来，肖全近十万字的文字在贴近人物和表现瞬间真实感方面，这种“历史的”同时又极为“现在时”的写作，恰恰表现出比职业作家要大得多的自由度。肖全的描述也使得他们不再是“名人”，而是回复到除了其名字被广为传播之外，没有更多与众不同的、生活在真实里的普通人。

李媚认为，当拍摄进入到了21世纪后，最大的变化就在于纪实摄影进入到一个个人表达的状态。代表就如严明、张晓。最大的区别即，与以前记录生活，以叙事为主不同，到严明、张晓这一阶段就抛弃了叙事，进入到个人情绪表达的状态，是一种个人情绪、观念与现实进行对应。

“其实就是摄影师的个人态度。”李媚说，现在的摄影师们，新摄影所呈现出来一种个人的态度，其中也有内心情绪的表达，以及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等等。当然所有的照片包括肖全的摄影在内，都是有一种个人情绪在里面。在李媚看来，只是肖全

的摄影可能更体现出传统的纪实、叙事，记录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但现在的拍摄，对社会生活并不是直接的介入了，而是以摄影师一种个人姿态的介入。

2010年从报社出来后，严明就一直在做比较自由的行走拍摄。“一直都是没有很具体的项目，如果硬说专题的话，那就是《大国志》。”严明说，拍这个系列大概也有六七年，算是形成了比较统一的风格。

在严明看来，他的拍摄并不算是肖像摄影，只是拍摄中没有忽略人，内容里一些历史文化景观的东西也挺多，而且也比较在意。“我的拍摄主要是对一些整体情境的发现和观察，倒是很少用中近景形式去刻画一些人像，这类照片在我的照片里基本没有。”

严明的摄影作品《下班的米妮》，就不是近距离的呈现，反而把镜头与米妮拉开了一定距离，把米妮略微低下头离场时的那一瞬，不经意地记录了下来。

严明说，自己的整个画面习惯，比较喜欢中远距离拍摄一些。其实这也比较符合摄影本身，一张照片的环境气氛等都要成为说服观看者去看的一个理由。电影一两个小时，拍出来还可以改、调整顺序，但是拍摄“咔擦”一下就完成了。“整体环境的氛围就得靠一张照片提供出来。可以说，环境氛围也是我的选项、筹码。”

某种程度上说，拍《下班的米妮》的严明，跟我们，即观众，是站在一起的。“我觉得从事艺术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与我有关’，一定是摄影师个人、作者本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观看、投射。”严明认为，摄影师用照片表达自己的态度，而不仅仅是记录和保留美。

“张晓的创作则更为体现出，摄影师基于自身对于社会大环境的观看与思考。”李媚说，景观摄影是这些年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在她看来，张晓比较偏向景观一些，严明的作品更多则是人和环境的关系。

张晓最近正在做的新作品，是关于他的家乡，他出生和长大的那个村庄。山东烟台的一个小村子。上学工作以后就很少回去，总是觉得自己和故乡越来越疏远，而故乡也正随着经济的浪潮而经历着一去不返的大改变。

“我也想通过这个作品去探讨关于自己与故乡的关系，更多的是跟回忆有关。”张晓说，相较传统意义上的有开头结尾的故事，他更觉得自己的作品、故事是片段的，隐晦的。张晓说，希望通过自己看到的场景，去留下这个时代的影子。拍摄故乡，是一种告别宏大叙事的自我回归，通过自身和故乡的变化去探讨自我与时代的关系。这是我，我在这儿。

时代的变化

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人们特殊的状态、文化语境已经过去了，如今的观众在那些照片前固然被“震撼”，也深知两个时代的迥然不同。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这一代》出版已近20个年头。20年不仅打磨着肖全当年的一个个拍摄对象，也对肖全进行了全新的“锻造”。李媚说，肖全仍能有如此影响力，她还是有点惊讶。“可能是80年代的东西不断勾起人们(的记忆)。”

那代人吸引人，是因为那个年代吸引人，让人向往。

“无论是肖全自己，还是被他拍摄的这些人，都凭借肖全的摄影，因为这样的拍摄方式，而实现了一种进入历史的方式，在历史当中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李媚说。

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1992年5月，肖全在艺术家毛旭辉昆明的家门口，为叶永青拍下了照片。那时一头短发、留着短须的叶永青，眼神中还透着一抹稚嫩。到2000年后，叶永青画的“怪鸟”就卖到25万，他的《伤痕》更是卖了一百万。到这样，也就是世俗意义的成功了。

“肖全刚好找到90年代初期的关口，当时中国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一个神话的崩塌。”叶永青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说。

在叶永青看来，肖全也是其中的亲历者，他与拍摄对象处于同一个文化语境之中，在文化的共振里，他不仅仅只是一个摄影师，摄影成为他感觉的延伸。

叶永青说，实际上，肖全拍完这些作品以后，相片中的大多数人都纷纷出国。“以前没有打开国门的时候，就没有这种碰撞，没有真正的交流。一切都是虚设的。”所以，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时候，人们的精神气场多少有一种虚狂的东西在，不真实，但这东西蛮强大的，每个人脸上都有一层光彩。

这层光彩，在肖全的理解上来看，现在依然值得期待。无论是张晓刚、王广义，还是杨丽萍、张艺谋、贾平凹……而在摄影师严明看来，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由时间效应、名人效应所积淀出的历史感、时代感，让现在的人们看到二三十年前崔健、姜文的照片，感到非常震撼。

“这不是摄影师的错误，反而应该去感谢摄影师。”严明说，一方面，时代变了，肖全当年拍崔健、姜文时，摄影很少人掌握，有这个工具，能有这样艺术、创作的能力的人还很少。但肖全把这些记录下来了。现在马云、韩寒这些商业、文化符号到处可见，摄影师拍到了谁、成批拍到了谁(已不重要)，也回不到肖全当时的那个创作状态了。

也因为这一特殊性，近20年肖全时而被人提起时，也是以一种询问的语气，“肖全现在在做什么？”

严明就对肖全的转向有着不解，“拍摄商业的影像，其实是带有明显的服务性在里面的。”在严明看来，艺术应该是自己的观察，你在一个胡同口或者什么地方，用你当时的眼睛、心情，截取他们当时最具有的气质、气度，这是艺术性的。肖全当时拍的照片是有灵魂的，这也是业内外都对《我们这一代》照片都心存感叹的原因。

对于严明的说法，摄影师张晓却并不那么认为。在他看来，这其实并没有矛盾，不是说去拍商业了就不纯粹了。“有钱为什么不挣？干吗跟钱有仇呢？”

李媚则从二者所处的时代来分析。在她看来，肖全的时代和严明、张晓现在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差异。上世纪90年代，中国摄影艺术市场基本还没有。好多摄影师一方面为媒体工作，一方面拍摄自己的东西；还有的摄影师拍商业的同时，拍自己的东西；还有些摄影师纯粹去拍商业了，各种类型都有。

现在这个时代，艺术市场和以前有很大差异了，自由摄影师的生存也比以前好一些。李媚说，当然，严明所说到的远离商业摄影，是非常好也是非常纯粹的态度。但是每个人的价值观、对社会的看法都不同。“肖全为什么没有介入观念、介入社会，和他自己的状态也有关系，这个东西可能只有自己比较清楚。”

与严明类似，张晓从报社出来后，一度非常艰难。直到后来他获得了第一个摄影奖，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使得当时的资金，足够资助他继续去拍摄《海岸线》，后来还有三影堂摄影奖以及法国汇丰银行摄影奖也给了张晓很大的帮助。现在的张晓的收入，则主要是靠画廊销售作品。

在李媚看来，肖全虽然说在现在同样具备甚至超过当时的影响力。但也只能说就在那个时候，肖全很重要。“他是不是就是中国重要的摄影师，还是应该放在上世纪80年代的平面看。”李媚说，后来肖全没有再拍摄这些内容了，没有新的作品了，把他定位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合理以及恰当的。

2014年底，肖全那批经过时间洗涤了的照片，再度从抽屉内滑出，展现在世人面前，并继续引发出阵阵惊叹。这次除了那200余位文艺大腕的时代肖像，展览和全新编辑的《我们这一代》新书，新增了200余幅尘封多年的珍贵影像，其中大多数为首次面世。

其中就有1987年，肖全在北京故宫拍到一组图片。“几个从大山里出来的老爷子，走在当年皇上踩过的石板地上，忐忑不安；一个来自西方的女游客，背着包看着太庙上的飞龙和琉璃瓦，试着去理解和接受这个陌生的中国；一尊石狮子，被一道铁丝网罩住，但那头狮子的神态清晰可见，这头沉睡的狮子已经醒来。”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了11个年头，肖全他们这一代正在感受着甚至现在都在不断忆起的那段文化启蒙时代。

对于新增加的内容，策展人吕澎把它们命名为“历史的语境”，在里面，我们看到中国人推开国门时兴奋又茫然的脸。

吕澎认为，“我们这一代”互为背景，“有知识的人一定会赞同：这个人类社会的一切，不过是互为语境，并共同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