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轨迹：读《我的菩提树》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如白驹过隙如昙花一现，都在一个生存的范畴里过活，如果横向较比一下就可以发现，每个人的感受却是各有不同，遭遇亦是不同。中国素来有天命一说，大概其的意思是一个人出生来到世上，它的命运早已被上苍安排就绪，只是一个肉身挾带一个灵魂来走一遭的过程。大多数人在厄运临头的时候，还坦荡地大呼一声“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话，仿佛它所面对的一切跟自身没有太多的关系，全是上天的安排。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今天社科突飞猛进现代人逐渐改变了固有的传统观念，开始相信人定胜天，积极地挖掘自己的潜能去改变面对的所有不满足。

张贤亮先生在《我的菩提树》里记载了自己曾经生活的一段历史，作者是用小说的体裁出现，以对简单日记的诠释来讲述故事情节的发展。我是偶然在床头柜里发现这篇作品，距上次看他的书足足有了十个年头，依稀还记得一些劳改的情节，带着一点记忆读下去，逐渐找到了作者用自身经历讲述历史的线索，无疑作者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他从五十年代末“右倾”到六十年代的“一打三反”直到七十年代，整整坐了二十二年大狱。知道中国这段历史的人都了解，能够活下来已经算是奇迹，作者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诗人到阶下囚，今天作者在回顾那段历史，心情依然不能平静，文字中显示出对回忆的一种特殊的信念，虽然用了一些讽刺挖苦诙谐幽默的手法，还是让人能读出其中的辛酸苦难。

诚如作者开篇所言，他认为自己应该代表死者向人们展示历史的真相，以非人的生存方式来揭露当局对人性的摧残，在畸形的形态下，知识分子们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着，而面对的“执行者全是一批农民出身的。”这是知识的悲哀，也是反社会规律导致文明退化的见证。在读过亚*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后，再跟中国那种类似“焚书坑儒”的运动比较，两个在同样意识形态下的国家，运动是一样的，而具体手段以及后果是截然不同的。在管理所谓的犯人中，中国的统治阶级是一群“农民出身、没有文化基础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干部。”他们“不可能建立和掌握一整套严格有序的。规范化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包括管理劳改犯人的制度在内。”作者用辛辣的黑色幽默指责了一味地以“农民翻身做主”忽略知识兴国的弊病，在“一言堂”政治格局的形式下，人民像羊群一样盲从着、任由宰割着。他们推翻了传统的神，却又被自己重新创造出的一个“神”所左右着命运，在生存的矛盾之中，人性开始扭曲，成了压制自己命运的社会力量和制度产物。

很难有人会相信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还有人在吃昆虫吃野草衣不遮体地生存，作者正是利用这样的生存背景，来挑战人性理论。当政治经济和所有的社会发展手段开始与自然规律相悖的时候，它就完全远离了为人类生存服务的本质，这时社会物质开始缺乏社会关系开始疏散，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在经过几千年的脱离自然超越自然中又回到了原始的阶段，仅仅热衷于对生存物质的追求，在物质总也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中，人是无法实现自我的价值的，也就无法肯定一个人的人性。

从作者的日记内容可以看出那个年代对人精神上的禁锢，统治阶级已经陷入对自我价值的疯狂崇拜之中，他看不得有任何不悦的舆论出现，采用了奴役人及其思想的手段来愚弄人民，为了保护切身利益将人文玩于股掌之中，对人的存在本质和人性漠然视之，达到所谓的思想统一的境地。这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里不停地在重复着，最高统治者的个人主义色彩一直是人民大众头上沉重的枷锁，当这种“病态”的现象频频在历史的各个时代上演，“人丧失了真正的独立自由和积极主动，丧失了创造力和生命力，缺乏活力和激情。”直接导致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

直到作者在八十年代后期发表《烦恼就是智慧》之后，社会上还有人在叫嚣“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又在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他们忽略了一个无辜的人被投进二十二年的牢狱之中的感受，他没有清算旧帐，只是用真实的内象来提醒统治者和人民大众，中国再也不能“走老虎豹子向往的那条通往蛮荒去的山道。”再也不能过小说中描写的那种生活，当爱国思想和统治路线不够和谐的时候，爱国思想被诬蔑为反党，这不得不让所有中国人反思一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演变之中，始终扮演着可悲的角色，在追求思想上的自由到言论自由的过程中曾经付出惨重的代价，难道我辈应该缄默不语，奉行沉默是金明哲保身的态度？而马克思一贯关注的是“一个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任何违背社会自然规律的人都是反社会的，任何非理性的统治都是反人类的！

“人们，我爱你们的，千万不能再走那条路！”张贤亮先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