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虫洞》:一只名叫朱大可的啄木鸟
2014年09月17日 17:25
来源:凤凰网文化
《青春》杂志主编育邦兄打电话给我,说要举办朱大可先生的《文化虫洞》的一个读书会,让我来捧场,就在先锋书店。育邦热心张罗此事,当然也是喜欢朱大可先生文字的缘故吧?朱先生虽然是知名的文化学者,批评家,他虽
《青春》杂志主编育邦兄打电话给我,说要举办朱大可先生的《文化虫洞》的一个读书会,让我来捧场,就在先锋书店。育邦热心张罗此事,当然也是喜欢朱大可先生文字的缘故吧?朱先生虽然是知名的文化学者,批评家,他虽然是留洋博士,在高校教书,但他的文字斩钉截铁,并不拖泥带水,更没有迂腐气经院气,而是元气充沛活力四射弥漫着青春的张扬跋扈,“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此前,也听孝阳几次说过,他在策划主编一套“知识生产文丛”,力求打造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开放的,包容的,可以容纳左中右的,但应该是有真知灼见的,又是有痛有痒的,清新好读的,目前推出来三本了,计有秋风的《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熊逸的《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还有就是这本朱大可先生的《文化虫洞:朱大可语录》。秋风大家都多少知道一二,朱大可先生更是如雷贯耳,而熊逸则还没有怎么听说。但孝阳说,很值得一看,云云。
孝阳关注中国思想界的动态,并非一日,他编周有光先生的《晚年所思》,编秦晖先生的《寻找共同的底线》,甚至还有《南非的启示》等,都在国内读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说,他手上还有王彬彬先生的稿子,不知道能否顺利推出,王彬彬先生有一本新出的小册子,唤作《有事生非》,把他与汪晖的论争,编成了一本书,王彬彬与汪晖的争论,动静很大,多人介入,这当然要有待各方细细梳理。且说,朱大可先生的《文化虫洞》。
朱大可先生的这本书,很别致,读起来很过瘾,编辑也很用心,这样的用关键词的形式,如此清晰明确的就大致32个左右的题目,把朱大可先生的见解、品评、认识,坦然无碍地呈现出来,不需要云山雾罩,不需要叠床架屋,更不需要隐晦支吾,只是直抒胸臆,开门见山,酣畅淋漓,一针见血。这样的风格,似乎有别于所谓学院派的周吴郑王高头讲章,实在是一种令人欣喜也实在是一种久违的清新的文风。读朱大可的文字,我们感受到了见解的独到,视野的开阔,文字的犀利,更体会到了一种批评的温度,批评的高度,批评的尊严,他并不是信口开河的胡言乱语,也不是王蒙式的评说、周啸天诗词的自我娱乐。
朱大可先生评论的范围非常宽泛。他从话语、身体、红颜、情欲、大众、权力、道德、存在、神话、建筑、音乐、影像、器物、饮食、时间、城市、航海、卫生到古典史学、现代诗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翻译,凡此等等,都无所不谈,议论风生。对上古时代、近代革命、身份焦虑、文化现象、互联网,朱大可也是挥斥方遒,嬉笑怒骂。而对于文革这一似乎成为禁忌的话题,朱大可更是有话要说,当然也是分寸拿捏得恰如其分。大家也许注意到了,我没有提到朱大可先生特别有心得的关于“流氓”的话题,这并不是我的有意忽略,而是还要细细体察朱大可眼中的“流氓”的别样深意。朱大可认为,大禹、孔子、墨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都是“流氓”,雪波建议我看看朱大可先生的《流氓的盛宴》,我还没有找到。朱大可有一句话:“流氓总是趋向于失乡的反面,也就是趋向于对土地家园的热烈拥抱。”这也许可以作为他定义“流氓”的一个注脚?
说了朱大可语录如此标新立异不同凡响别出心裁,还是做一回文抄公,摘录一二,与大家分享。
朱大可说:“江南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烟花柳巷,这一传统得到了良好的延续。”而对几乎风传一时的韩国鸟叔的骑马舞,朱大可的独到见解更是令人忍俊难禁,拍手称快,我在此不摘引了,大家可以看书。关于新左,朱大可说,“‘新左’拥有一个热烈的民粹主义良知的容貌,但因其话语原创力的丧失,只能靠租借旧集权话语来维系其政治命题的表述,尤其是那些早已被历史抛弃的‘文革’话语,并逐步落入了声名狼藉的‘老左’的精神陷阱。人们时常可以看到,在‘老左’举行的各种纪念性集会上,闪现出‘新左’们的亲切身影,这种‘政治祝寿’构成了耐人寻味的象征,‘新左’们声情并茂地接过了‘老左’同志的话语钢枪。”朱大可说,“皮肤总是最先受到伤害,却又总是在最后一刻里死去,它是痛苦的尽善尽美的容器。”你仔细琢磨,是不是有几分道理?
朱大可归纳的张艺谋公式,也算是醍醐灌顶,令人眼睛一亮:“张艺谋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意识形态和电影市场的最大救星。”朱大可批评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弥漫着浓郁的“情色爱国主义”:“面对南京大屠杀这种沉重题材,制片方却在眉飞色舞地爆炒床戏和豪言票房价值,这只能构成对全体战争死难者的羞辱,更是对八万被强奸中国妇女的羞辱。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记忆,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的牟利工具,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不知道生活在南京的批评家们,可曾有过这样的观察?
朱大可要为桀鸣不平,要为周幽王说公道话,他甚至认为,图书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大多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消除人类对时间的恐惧。“书籍就是那种世界上最沉重的尘土”。而“图书馆是图书的居所,通常也是腐败的象征,它充满了字纸的霉变气味”。可能会有点拗口,但没有关系,细细品味,还真觉得它有几分道理啊。
朱大可说:“互联网的公民反贪,是中国自我清洁的重大途径。” “新闻没有中西之分”,看似常识,但时至今日,我们仍在喋喋不休,多少大言不惭的文章论证仍在大行其道招摇过市。
朱大可是犀利的,清醒的,尖锐的,眼里不容沙子的;更是开阔的,宏富的,古今中外无所不及的。他没有束缚,没有局限,天马行空,天地往还,穿越自由。说句闲话,孝阳带着不无江西口音的普通话给我说文化虫洞时,我还以为是文化冲动,现在不是冲动,是萎靡,是献媚,是各种各样的几乎没有廉耻没有底线的胡吹乱捧,只要打开自认为主流的媒体,大家就会做出判断。而“文化虫洞”,却原来,朱大可先生是要做文化的“啄木鸟”啊!
[责任编辑: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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