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寻找民间经济里的微观中国

2001年夏，已经在中国居住了5年的《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何伟（彼得·海斯勒），申领了中国驾照，带着一本《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他踏上了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旅程。

13年过去了，何伟已于2011年离开中国，去了埃及。但他在中国的十余年观察所撰写的“中国三部曲”却留了下来，其中尤以通过中国民间微观形态探讨中国经济的《寻路中国》最广为人知。并且在最近，何伟还出版了被视作《寻路中国》续篇的新书《奇石》。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社长办公室，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着这段旅程，他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探讨中国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

何伟的“中国三部曲”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何伟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可以展现变革中国的实质。

“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中国三部曲”横跨了他在中国的1996-2007年。

在何伟眼里，他书写的中国十年，这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普通人成了中国巨变的推动者—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

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何伟所讲述的，就是这些中国巨变推动者的故事。

中国特色高速公路区域经济

时代周报：你在《寻路中国》里大概有一半在写中国的工厂。当时你选择了浙江丽水为驻地，并且走访了周边的温州、金华等地。你在那个区域大概待了多久？

何伟：第一次去温州，是因为我有个学生在那附近当老师，可能是2001年左右。我大概是2005年开始琢磨《寻路中国》，一直到2007年，2008年我又回去看了一次。前后两年多，每个月我都要在丽水待一段时间。可能不是每个月，可能是每六个星期要去待五六天。我住在北京，每次都坐飞机去温州，然后租车去丽水，看工厂和其他一些东西。我也看了附近很多有意思的小城市，比如桥头，他们是做扣子的，还有做扑克牌的武义。

时代周报：为什么选择这个区域作为观察记录的对象？

何伟：那时《国家地理杂志》问我，可不可以写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所以我在想，不要写太抽象的东西，要写详细的、有意思的故事。什么地方的经济比较有活力？那当然是温州，而且温州当时开了条新的高速公路“金丽温”，我想可能旁边也有些有意思的地方，任何一个小地方只要靠近高速公路都会有变化。

因为在那边要待一两年，所以我觉得如果选一个发展快的地方，可以看得出变化，比较好讲故事。如果一个地方没什么变化可能就没有太大意思了。在温州这样的地方，一年时间就可以看得出变化。

时代周报：你对丽水的兴趣似乎大于对温州的兴趣？

何伟：对，因为温州已经太发达了，丽水在那时还算偏僻。温州毕竟太大了，如果我要采访什么人，还是选一个小一点的地方，在丽水我要采访一些干部、工厂老板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你要写一本关于上海的书，一定比写一本关于涪陵的书要难。因为地方大了，你很难了解它，这就是我喜欢小地方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喜欢丽水，那儿的条件还可以，温州太吵了太麻烦，丽水比较舒服。如果要在一个地方待两年，我应该选一个喜欢的地方。不能太大，去采访的路上不能堵车。

第一次，我在温州开车，去了好多靠近公路的地方，采访了一些人。比如有个地方叫青田，在温州北面，那个地方好多人在欧洲尤其是意大利打工。但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不合适，因为我不写中国人在外的故事。到了丽水，我发现他们要盖一个新的开发区，所以第一次去，我选了丽水这个地方；第二次去，我采访了丽水好多人，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的重点是什么，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人物。我采访了好多建筑工人，然后选几个看看两年的时间会有什么变化。还采访了一些官员、老板，偶然碰到书里那两个工厂老板，我觉得他们比较合适。之后去我就直接去工厂。

“Made in China对很多人都是机会”

时代周报：你太太也写过工厂的故事《打工女孩》，我相信你们对中国的工厂一定有非常深刻的想法。

何伟：嗯，我们要我们的孩子以后也到那里工作，我们不要她们上初中，因为学费太贵了（开玩笑）。的确，我在丽水的时候我太太在广东，我们经常会一起聊。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什么是中国制造的真相？

何伟：其实我看到的只是工厂里面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中国工人。

Made in China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机会。以前很多人在农村，他们去了城市打工，生活水平和思想水平都提高了。比如《寻路中国》里有个楼师傅，出去打工的时候才十二三岁，那时都不会认字，但他很聪明，业余时间学了汉字，学了好多技术，变成了专家。所以他的工资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从这个人的例子来看，他打工之后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很多人都是这样。Leslie（何伟的太太张彤禾）在广东也认识好多年轻人，在业余时间学习电脑和英语，也许学得不是很好，但他们感兴趣。

很多美国人觉得中国的工人像机器人，给很少的钱都可以工作，没什么想法，这完全是不对的。《奇石》里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深圳的，人物是我以前的学生Emily。在那篇文章里我也着重写了工人的文化，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一方面，但其实他们也有业余时间在读书、看电影、看节目。他们当时都听一个叫“夜空不寂寞”的节目，对他们的思想来说特别重要，能教给他们很多新东西，教他们怎么谈恋爱、结婚。这其实很重要，但大多数记者都不太重视这方面。

时代周报：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这个名字在《工厂》这一篇里出现频率很高，你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工厂？

何伟：我一开始没有刻意选这个“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我认识的那些老板没告诉我他们的具体业务。我问他们做什么，他们说是跟衣服有关系的。我第二次去，看到机器，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产品。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么小的东西一般人都不想管，但那么小的东西也是一个世界，有好多人的故事，有一个人是偷蓝图的，好多人想杀死他。这些东西都很有意思，我要告诉美国和中国的读者，那些人有文化，有复杂的生活，不是机器人。这虽然是个可笑的小东西，但也是一个人的生活。

“政府扶持模式下的成长者”

时代周报：我们在《奇石》里看到了芜湖的奇瑞汽车城。这也是你写《寻路中国》的时候去到的地方吧？

何伟：差不多是2005年，正在准备写《寻路中国》，我想了解中国的汽车市场，奇瑞那时候是一个发展比较快的小公司。

现在在埃及有挺多奇瑞车，不过名字不一样。不过它还没有出口到美国来，欧洲也没有，一些专家会说，在美国卖车有好多规定，很多韩国公司刚到美国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比如现代刚开始的时候名声也不好，做了改进之后好多了。汽车进入欧美市场是挺麻烦的事，所以奇瑞现在还是在埃及和非洲其他地方比较多。

中国人做很多东西很快很高效，但质量不好。美国也是这样，有时候要方便要快，质量就会有问题。

时代周报：就像你书里提到的，芜湖这样的地方是中国新经济的后来者。汽车城和丽水、温州那一带的小商品生意，显然很不一样。

何伟：对，芜湖政府投资比较大，丽水私人资本为主，温州的国家投资也不太大。所以奇瑞算是一个政府扶持模式下的成长者。中国如今需要质量比较好、价格比较贵的产品，跟日本一样—以前Made in Japan也曾是个不好的标签，但后来他们改了。

中国的汽车工业都还没到达下一步。现在美国可能有比亚迪，但不多。

其实我也理解，因为他们要先做基础，然后再提高，目前质量不好也很自然。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芜湖那个地方没什么重要工业，能有汽车工业已经很厉害了。一开始奇瑞没有登记，我问他们，他们说这跟超生一样，不能提前登记，生了以后可以。我觉得很好玩，也很聪明。先上车后补票，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很多。在事后得到允许比在事前申请要容易很多。我还是很钦佩他们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