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同事谈汤一介：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图)

听同事们说，汤先生不但学术观点敏锐，而且学术主张新颖，学术主意特别多，很多中青年人都跟不上。

1988年我到北大哲学系时，汤先生不常来系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场合是1991年在校外举行的一场学术报告会上。汤先生说道，中国哲学中体用不分，什么样的体有什么样的用；现代却把体用分离开来，把一个体连接到和它性质不同的用上，无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就好像是牛体马用或马体牛用。鲜明的观点，尖锐的批评，给我这个听众留下至今不褪色的记忆。

从那时候起，我注意读汤先生的书。听同事们说，汤先生不但学术观点敏锐，而且学术主张新颖，学术主意特别多，很多中青年人都跟不上，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汤先生上世纪80年代带领系里几个青年教师组织中国文化书院，书院导师是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学员，在中国百废待兴的时期首先兴起了文化热。90年代文化书院的活动以小型讲座为主，邀请世界各地著名学者来燕园讲授中国思想专题。书院不时为德高望重的导师祝寿，汤先生很注重“米寿”。记得文化书院为季羡林先生组织的“米寿”特别隆重，书琴诗画的展现格外雅致。汤先生在祝寿会结束时总要说，我们做好为老先生作“茶寿”的准备。想不到汤先生自己在“米寿”前夕离开了我们，岂不令人唏嘘！

2001年之后，我和汤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有时还陪同他的学生朋友到位于朗润园公寓二层的汤先生家中拜访，在狭小的书房，在四壁书柜下围坐在一起，乐黛云先生每次都以腰不好为由坐在矮凳上。汤先生夫妇的话题或是北大人文学科的学术规划，或是国内外学术新书，或是对学术热点问题的看法，或是对在座各位的勉励，总之离不开学术，像是开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给我带来多少激动和振奋的时刻。我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汤先生关于编纂儒藏的设想和研究儒学的规划，讨论了儒藏与四库全书的不同；多次经汤先生启发开窍，也是在这里，我得到了汤先生亲笔赠与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和英文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等精神财富。

身患癌症，心系学术

汤先生的学问变中有不变，古今上下求索常变常新，始终不变的是爱国情怀；中西跨界交叉多多益善，历久弥新的是中国思想体用一源。

汤先生得知患癌症之后，见到我们时依然那样从容祥和，思考起哲学问题仍然那样生机勃勃，我对他的音容笑貌、语重心长有一系列记忆。今年寒假，他得知我领衔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关系”获得批准，邀请杜维明先生、王博主任和我一起到他书房，谈如何研究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那天上午谈论两个多小时。汤先生新近创立的北大儒学研究院确定四个重点研究方向：儒学史、儒释道三教关系、中国经学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前三个方向是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点，最后一个方向颇让一些人感到意外。杜维明先生也认为这个方向的研究很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儒学今后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我汇报了申报项目的基本想法。汤先生没有具体谈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重要性，只是淡淡地谈了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胡启立和北大的老熟人回忆革命经历，他说，我们年轻时为什么革命，因为爱国，国民党太腐败，我们有救国热情。我第一次听汤先生谈政治，但一下子明白了汤先生为什么一直重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问题，一切尽在不言中。

去年12月23日汤先生在新书《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上说，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变。进入新世纪之后，我是从中西哲学比较中提出问题的，这是一个前提。我马上要迈进87岁了，一生中最有创造力、思想最活跃的时间过去了，被浪费掉了，我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发生了，让大家自由思想，让大家自由讨论，让大家自由发挥潜力，让大家能够有广阔的眼光来关注中国，关注世界，我们的将来才真正有希望。会上大家很激动，老朋友们谈论很多，没有时间发言了，我给汤先生递了个纸条，大意是：汤先生的学问变中有不变，古今上下求索常变常新，始终不变的是爱国情怀；中西跨界交叉多多益善，历久弥新的是中国思想体用一源。

今年6月19日《汤一介文集》召开发表会，汤先生讲了近一个小时。大家知道他已病入沉疴，他却欲罢不能，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一生追求的理想，他不是回顾总结个人的思想，而是朝向未来。他说，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中国文化，不光只承认中国哲学特有的价值，也承认不同民族都有的价值，重新燃起对未来的火焰，挖掘不同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是汤先生的精神遗嘱。听探望他的弟子回来说，这次讲话伤了他的元气，好几天才恢复过来。汤先生用尽气力说出的精神遗嘱，我们要铭刻在心。

用思想启蒙驱散蒙昧专制

汤先生对思想自由、讨论自由的追求和冯友兰先生的批判性反思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儒藏办公室事先来打电话说汤先生希望你发言。为在会上谈读第一卷的一点感想：这一卷验证了汤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我从中体会到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力度。汤先生5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讨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统治阶级的“积极成员”与“消极成员”和中国古代的“道统”与“治统”是否同一个问题。汤先生那时的解释现在并没有过时，两者有不同的语境，不能相提并论。冯友兰先生在《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七册中用儒家传统中“君”与“师”关系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原儒有“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的传统，明代儒学发展出“道统”与“治统”两立的思想，王夫之说得明白：“天子之统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康熙在兴文字狱时宣称：“道统于斯，治统于斯”，用“君师合一”的高度统一碾碎了中国启蒙思想的萌芽。汤先生对思想自由、讨论自由的追求和冯先生的批判性反思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发言时间限制，有些话没有展开讲，现在续完。冯先生和汤先生的讨论触及中西马哲学比较的一个方法论问题。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儒家对帝王思想专制的抵制是在不同语境、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不能作简单类比，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公式来套用中国思想传统。但从哲学思考的彻底性来说，两者的批判有用思想启蒙驱散蒙昧专制的共同旨趣，是我们今天关注中国和世界的思想资源。受到这一思路的启发，我在从事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课题研究中，初步梳理出从明末清初思想家到现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中国式启蒙四百年生生不息的发展线索。

“道统”与“治统”的关系同样适用于思想界。一般所说的学问家是擅长于治学问者，而思想家则是维系和发扬思想传统的领袖人物。我之所以把汤先生称作中国哲学界的思想领袖，是想表达出这样的心意：汤先生离开了我们！我们沿着汤先生领导的学术事业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的生活！！汤先生的精神不朽！！！

□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