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麦田守望者”孙仲旭辞世 曾译奥威尔落泪

孙仲旭她摇摇头。“我内心有什么东西已经死了。”她说,“它过了很久才死,但还是死了。” —雷蒙德·卡佛《凉亭》

新快报讯记者李莹梁静报道 没有任何事大过生死之事。上个周末,青年译者孙仲旭因抑郁自杀的消息震动了文化界。向内心探索是条荆棘之路,其危险不亚于外部世界,无数作家、艺术家早已用生命验证。正如7月19日孙仲旭在微博上引用的一句尼采的话:“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回以凝视。”

你或许没听过孙仲旭这个名字,但你肯定知道《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一九八四》。孙仲旭生于197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外文系,曾长期供职于广州某航运公司,1999年起开始从事业余文学翻译。2014年8月28日,年仅41岁的孙仲旭因抑郁症在广州自杀。孙仲旭短暂的一生完成了30多部译作,包括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上来透口气》、《巴黎伦敦落魄记》,理查德·耶茨的《恋爱中的骗子》、《复活节游行》,伍迪·艾伦的《门萨的娼妓》,卡佛的《火》,奈保尔的《看,这个世界》等众多世界级文学大师的作品。

孙仲旭的突然辞世令周围的朋友不敢相信,他爱文学、爱生活、爱晒娃……但读他微博和豆瓣日记,或他翻译的文字,从中不难看出悲伤与怀疑。本报记者联系到孙仲旭生前合作过的译林出版社编辑陆志宙,对方表示“暂时没有心情”谈关于孙仲旭的事,但也透露9月3日在广州会有孙仲旭的追悼会。

作品

孙仲旭写在豆瓣上的最后译作

月光

史蒂文·米尔豪瑟著孙仲旭译

我满十五岁的那年夏天,再也睡不着觉了。我可以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那里,像极了在睡觉,想象自己在酣睡,头歪到一旁,脖子皮肤下面有条筋凸现出来。然而我在想象中看着自己,对外部世界浑然不知,却还是能听到我那架电钟走动的微微颤音、阁楼里突然传来的咯吱一声(就像脚步声)、一种低沉的轰轰隆隆的声音,我知道那是远处的高速公路上过卡车的声音。我能感觉到我睡衣的领子碰到我的下巴。隔着颤抖的眼睑,我感觉夜色还黑得不够。我突然睁开眼睛,似乎想抓到我房间里的某个人,我会看到月光从拉闭的软式百叶窗的边缘流泻进来。

我能够分辨出那盏落地灯的灯罩和弯曲的颈部,那盏灯就像一株垂着头的很大的黑色向日葵。一座书架旁边的地板上有张棋盘,上面洒了一道道月光,白方国王和黑象的一部分反着光。我的房间里充满了月光。我所渴望的黑暗,曾经荫护我的黑暗,已被推至墙角,毛绒绒的,一团团地待在那里。我的胸口感觉沉重,一种压迫的感觉—我想躲在黑暗中。我绝望地闭上眼睛,想象某个冬夜的黑色:雪覆盖着安静的街道,前廊上,碎冰机竖在那里,靠在上面因为冰棱而反光的黑色信箱上,电话线杆的横档和金属街道指示牌上,落了一行行的雪。透过眼睑,我总是能感觉夏天的月光在把黑暗往后推。

有天夜里,我在床上猛然坐了起来,把盖着的东西掀开了。我因为瞌睡而感到眼睛发疼。我再也受不了每天夜里像这样,该黑而不黑。我心情紧张地悄悄穿好衣服,因为我父母的房间就在我那两座书架的那边,然后摸索着走过走廊,进了外面的客厅。一长道月光洒在沙发上。乐谱架上,我能看到上面有道道月光的德彪西《阿拉伯花式乐曲之二》乐谱上一串串黑色音符,乐谱是那天晚上我妈妈练琴时留在那里的。在样子像是贝壳的那个深深的烟灰缸里,放着我爸爸烟斗的斗钵,像块黑曜岩一样,幽幽反光。

到前门时,我迟疑了一下,然后就走进温暖的夏夜。

(节选)

哀思

孙仲旭的离世,不仅有众多故友发文哀悼。微博里,微信里,豆瓣里,更多的是陌生“同行者”的纪念。

云也退(书评人,译者)

只要有一人痛哭失声,

这世界便值得推倒重来

孙仲旭去世,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他在豆瓣上的个人作品豆列。浸淫文字和书之人,应该是冲淡的,因为他投入多大的努力,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体现在别人眼里不过就是一块统一规格的封面,真有“广厦万间,卧眠七尺”的味道。写字从来是一桩枉抛心力的事。

很多老前辈和不太老的前辈都说,做翻译,或者做广义上的文字创作,尽量有份工作。命运待孙仲旭已相当不错,刚认识时,他便与我说,像他这样,没学过法律却能从事法务,领一份相当不错的薪水,还能有大把余暇做自己爱做之事,很好了。但说话时,我并不知道他会连年累月地翻译,至今出版了37本书。37,几近追上了他的卒岁,若他假自己以年,“等身”不是问题。

孙是个太过认真的人,每译一本,便要没入作者的内心一遭,衣其衣冠其冠,从头进去,从脚出来。他不只是译者,他还是一个试棺者。他译奥威尔和塞林格时,我便问他为何去做一些炒冷饭的事。在我看来,普通读者如我,岂能放弃董乐山、施咸荣译本,来选读你的译本呢?孙仲旭说,他就是喜欢,喜欢,再加上编辑的邀约,这事就做了。当得知孙仲旭译《一九八四》译到嚎啕大哭时,我想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奥威尔了。

这不仅是出于对孙仲旭品位和人格的信任。读文学的人,尤其是读耶茨、读普拉思、读卡佛的人,都懂得—只要有一个人痛哭失声,这世界便值得推倒重来。

薇薇恩小姐(《新周刊》记者)

类似生存模式的人活得好不好

昨晚同事聚餐,陈老师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就说,孙仲旭自杀了。大家略聊几句这事就过去了。回到家,朋友圈、微博上就开始满屏都是他自杀的消息。睡前,看了他写儿子Mickey的所有微博,感觉他哀乐中年感,尚能自嘲。

死亡离我们很近之类的话,也略矫情,实际上,除了书架上那一排他翻译的书之外,并不认识孙仲旭这个人。但是,因为在豆瓣上相互关注,经常看他发广州的各种吃喝,了解他对食物的喜好,甚至从活动范围也可推测出他大概住得离我家不远。

他当然还是陌生人,但这个陌生人的离世让我感到一丝沉重:觉得类似生存模式的人活得不好(或许好不好也有自我代入的成分,无意评价别人的人生)。当然,不同的是,我算是个享乐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真正刻苦用功的人。只是不确定某天自己会不会也宕机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唇亡齿寒吧。

重新翻看孙仲旭在豆瓣上的相册“These are my babies”—都是他辛辛苦苦的译作,没忍住眼泪。